余光中｜文学家已逝　在“哀悼”与“历史”之间应如何取得平衡

简单地将之称为诗人、散文家、译者、学者，是不能公允地描述他在文学创作与论述上的显赫——无容置疑，余光中绝对担得起“文学家”的名誉。那不单纯是关乎数量与质量，更是为了指称他在中文创作历史中那些鲜明深远的看法：在现代诗中发起“新古典主义”，唐诗宋词、古典的节奏与韵律，在他的笔下迎来现代的重生；提出著重弹性、密度与资料的“现代散文”类型；他对文字的细致坚持更深入至中文语言层面，以创作与论文如〈 横岭侧峰面面观〉、〈论中文之西化 〉、〈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等，讨论中文西化的问题。

要讨论余光中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必须将之置于那个特定的、风起云涌各种势力争持拉扯的世代之下，方能理解余光中主张中的锐利与坚执：“新古典主义”的诗风必须要回到由五十年代萌芽、七十年代激化的台湾现代诗论战；现代散文的提倡，可以理解为余光中尝试检讨五四之后、新文学运动以来被滥用的“散文”文类，抨击各种参差不齐的学者散文、花花公子散文、浣衣妇散文；对汉语文字的剖析，则是检视自清末以来翻译日渐普及、英语大量渗入中文生态的情况下，渴望在融和欧化用语以令中文更为丰富的好处下，继续保留传统中文简洁、优雅的特质。余光中在文学与语言范畴提出的倡议，若果脱离其萌发的语境将之单独抽取成“样本”看视，是无法理解作者举动中的魄力，在时代的交替之际，力主己见以星火燎原的影响力。

另一个困难在于，几乎在每个对余光中的“光明”赞誉之中，似乎都包涵著“不足为外人道”的阴暗面。在1972年至1974年之间的现代诗论战中，以左翼美学为宗的唐文标撰写〈先检讨我们自己吧〉批评余光中等人的作品为“传统诗的固体化”、“传统诗的液体化”，认为其诗作在华丽辞藻中逃避现实，提出“现代诗无用论”；面对唐文标的偏激，余光中采取了更为偏激的用词——威胁当时的《现代文学》编辑白先勇与姚一苇不得刊登唐文标的作品，并撰写〈诗人何罪〉指唐文标之独裁，比文化大革命更甚，直接给唐文标扣上了“红帽子”。

相同的戏码，在1977年至1978年之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重演，并且不再仅限于文团与文团之间的美学之争，更牵涉到政治层面；此一事件亦是余光中在中台文坛中广受骂名的诱因。七十年代台湾文坛“现实主义”兴起，发展出“乡土文学”流派，以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作家为代表。在戒严时代，“乡土文学”中的民族关怀、对低下阶层人民的人道同情引起了不少文人的恐慌，害怕他们的作品“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的危机”（银正雄：〈 坟地里哪来的钟声〉），其中以余光中于1977年发表的〈狼来了〉言辞最为激烈。他将“乡土文学”与中国大陆的“工农兵文学”并置，认为作家借此宣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并且在文章结尾大呼“狼来了”，让各位作家小心被“抓头”。陈映真在2004年的〈惋惜〉中详细说出“抓头”真有其事，自己便是其中一名被“抓”的对象：1977年，余光中向特务王升提供自己的“黑材料”，指在文章当中看到“马克思之处”，呼吁对陈映真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陈映真：〈惋惜 〉）

这些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文学—政治事件随著时间的推移日渐沉寂，或许如同台湾作者杨佳娴在社交网站所言，因为余光中占据的文学位置实在太高了，各种的讥讽与批评如同“远雷”，其名声始终不坠。

要谈论“名声”，最为奇妙的莫过于在余光中身后，竟有不少大陆媒体将之报导为“爱国诗人”，甚至有网友表示要帮余光中“见证两岸统一”。个中原因，大概可从以下的节录入手：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乡愁〉节录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就一样的长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乡愁的滋味

〈乡愁四韵〉

那一年的丰收像一口要吸尽

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

完美的圆腻啊酣然而饱

〈白肉苦瓜〉节录

不只诗作，在余光中的散文与文论创作中，亦常见各种呼召“母亲中国”、直接或间接的隐喻与意象。或许必须理解的是，余光中在七十至九十年代不停呼告的“祖国母亲”并非共产政权下的中国，而是那个尚未经历文化浩劫、继承五千年文明史，始终以纯粹而完美的姿态存在于史书与古典诗词之中、以壮丽山河与古迹文物显影于文字之中的异质地（heterotopia）——“文化中国”。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解释为何在台湾戒严的三十年间，一方面不断以“回头的浪子”自居并呼吁文学回归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却又对左翼或抱持马克思思想之文人与作家义正辞严，甚至意气用事地为对方带上“红帽子”加以批斗与恫吓的“余光中”形象。

“众所周知，作为一名作家，余光中虽然在散文、翻译与现代诗的写作上有若干贡献，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以公开文章〈狼来了〉一文恐吓论辩对手，说要“抓头”；又私下写信向特务王升告密甫出狱两年的陈映真有共产党思想，在威权时代，这种行为已是明白的要致人于死地了。因此，在意识形态上、政治行为上与官方“密切合作”的余光中，虽然换得了高于他文学成就应有的一世荣宠——他的文学地位多半是透过“教科书”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灌水的结果，而非写作同行或读者一致心服的认同——但“抓耙子”的政治污点却如影随形，直到此刻都未能消解。”

摘录自朱宥勋：《转型正义还要迟到多久：台湾文学的“余光中难题”》

或许也称不上“奇妙”，这位近九十岁高龄的文学家，以个人生命跨越了中日战争与国共内战，见证冷战兴衰、台湾戒严到戒严，两岸关系转变，如此巨大延绵的时世转移必定会影响个体的看法。如同那个经典的“回头的浪子”之比喻，在七十年代的〈在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谈谈中国现代诗的前途 〉是为一种“再认识中国的古典传统”的感召，致力推动中西结合的“中国文艺复兴”；而到2003年余光中首次回到中国、在泉州华侨大学讲学时，“浪子之情”变成了实在地域的感伤：“离开了家，才知道家的可爱；离开了国，才知道国得可贵。一个人只有当了浪子后，才能明白这一切。”

要引证余光中所爱之“国”并非“共产政权中国”很容易，但是相反，要证明那就是现在的中国，亦可马上索引大量的事件与讲话支持。事实上，在余光中去世以后的数天，简述余光中生平与抒发哀情的新闻稿或文章在各大媒体与社交网战铺天盖地而来。若果单纯从这些“事后”的报导与诉说出发，仿佛能够见到两个完全分裂的余光中形象——一个平易近人、对晚辈亲切照顾的文学前贤，或一个勾结政权、置异见者于死地的污点文人。二者并无冲突，余光中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亦不宜因特定时期的敏感政治而加以全然否定。但是在“哀悼”与“历史”之间应该如何取得平衡，要“以文定人”或是“以史定人”，不以一方压倒另一方，大概才是我们作为“哀悼者”必须处理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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