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台湾新电影旗手　捍卫“另一种电影”创作自由的宣言

1986年11月6日晚，台北济南路69号，一栋日式老房子。

屋内明亮的灯光下，一群台湾年轻电影人聚在一起，庆贺屋主的39岁生日。两个月后，一份名为“台湾电影宣言”的文章就会面世。

这位屋主就是台湾新电影的旗手之一，杨德昌先生。

1947年今日，杨导生于上海。两岁时，父母为了逃避战乱举家移民台湾，杨的童年就在国民党戒严的白色恐怖时期渡过。杨导儿时功课很差，最大的兴趣是和哥哥一起画漫画，最爱的漫画家就是手冢治虫，其作品对人性光辉的肯定，对他影响至深。他最初接触电影的经验，就是念高中时看的荷里活电影和港产片。杨导的高中时光、被国民党查禁的那些历史岁月，压迫、绷紧的政治氛围之下默默反抗、逾越制度的一群——这些都记录在其代表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它成为台湾新电影（亦称台湾电影新浪潮）其中一部最重要的电影。

因为家人的意愿，杨德昌就像很多“中国式好孩子”，报读大学时选择了控制工程学系，后来再赴美修读电子工程硕士，接著做了七年电子工程师，人生表面上一帆风顺。但就在三十岁的年头，他希望人生有个新开始。

在美国读工程的日子，他有机会接触到欧洲艺术电影。有一日，他偶然地走进西雅图一家路边戏院，放映的是德国新电影大师荷索（Werner Herzog）的《阿奎尔，上帝的愤怒》(Aguirre, the Wrath of God, 1972)。看毕，从戏院“出来时，已经是另一个我。”杨导后来忆述。荷索电影的震撼地方，在于他证明了伟大的电影可以由一个人来做，不需要依赖大笔的投资。杨对电影的激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80年回流台湾就开展他一生的电影计划。

《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的序言

七十年代绝大部分的台湾电影，都由国民党掌管的中央电影事业公司控制。在中影的官僚体制下，电影的题材和意识形态受到严格限制，台湾电影的票房亦因各种因素日渐衰落。是故，中影总经理明骥决定革新，请来两位年轻人小野和吴念真当助手。他们俩都是现代派的文学青年，头炮计划就是召集四位新导演，以低成本各自拍摄四个独立短篇，合组成《光阴的故事》(1982)。杨德昌拍摄的段落《指望》就一鸣惊人，它脱离了单线叙事的常规（多线叙事是杨导电影的一大特色），对镜头和灯光的运用都异常敏感，展现出有别于其余三位导演的才华。

一般认为，《光阴的故事》是一部年轻人撰写的宣言，它开启了台湾新电影运动。可是，这群新导演往后几年遭遇票房上的惨败。雪上加霜的是，舆论更将台湾电影工业的衰落，怪罪给这群坚持独立创作的年轻人。在这脉络下，文首提及的“台湾电影宣言”就诞生了。宣言旨在捍卫“另一种电影”的创作自由，呼吁文化政策、大众传媒和评论界三大体系作出改变。后来这却换来三大体系的反击，电影宣言的理想抱负从未实现。杨导的电影票房也一直未如理想，直至2000年执导的《一一》，才真正获得应有的知名度，这部电影却成为了他的绝唱。

2007年6月29日，杨德昌先生与世长辞。

杨导遗下的电影作品为数不多，包括：

《光阴的故事》（1982）
《海滩的一天》（1983）
《青梅竹马》（1985）
《恐怖份子》（1986）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
《独立时代》（1994）
《麻将》（1996）
《一一》（2000）

参考书目：

尚．米榭尔．弗东著，杨海帝、冯寿农译：《杨德昌的电影世界》，（商务印书馆，2012）。
王昀燕：《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时报文化，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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