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闻】中国黑格尔学者张世英离世 追忆他的“万有相通”哲学
中国黑格尔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刚于9月10日离世，享寿一百岁。本文首先回顾他对法国当代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的影响，检视巴迪欧对张世英作为“极左翼理论家”的解读。张教授专研黑格尔哲学，本文下半部分扼要地评析他从黑格尔思想延伸出的思想倾向，是为一套“万有相通”的哲学。
合二为一或一分为二——巴迪欧眼中的张世英
在当代哲学与左翼理论的研究者眼中，张世英可以说有著特殊地位，因为法国激进左翼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曾经在其“红色三部曲”中评述了张世英的《黑格尔的哲学》（1972）。巴迪欧与张世英之间的关系虽然被广泛承认，但对此详细研究的人并不多，这一来是因为巴迪欧此后很少谈到张世英，而且他自己也认为这本对比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著作还不够成熟。然而，这次短促的思想接触事件是“红色中国”对火红年代的法国施加影响的其中一个片段，透露了不少当时中法两边的内部思想斗争状态、知识份子面貌和自我理解。
巴迪欧的“红色三部曲”包括了《矛盾理论》（1975）、《论意识形态》（1976）以及张世英《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法语翻译版中的注释和评述（1978）。这三本小书虽然在主题上与今天的哲学或文化理论著作近似，但其内容和行文都有著明显的“战斗性”，巴迪欧完全不以学院甚至学术为目的，而是要从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过程，以及毛泽东（和文革左翼）的思想中找到可以套用在法国的阶级斗争范式。因此张世英对他来说就不只是一个哲学学者，而且是一位极左翼理论家。巴迪欧这种解读其实颇为奇怪，因为张世英在中国的形象和经历很少与政治或阶级斗争相连，在文革期间他也没有活跃表现，长年养治肝炎，也反而很少遭到审查。巴迪欧对张世英感兴趣，是因为他认为后者表现了黑格尔辩证法中激进和革命性的内容，即“一分为二”（One divides into Two）。与“一分为二”原则相对的保守内容，就是“合二为一”原则（Two fuses into one）。
一般都称黑格尔的辩证法由“正题”—“反题”—“合题”（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三个环节组成，放在人类社会的实践场域中，这就表现为社会矛盾的融合。巴迪欧认为这种辩证法是反动（reactionary）和虚妄的，因为它一方面提出社会矛盾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幻想矛盾的双方可以达成平衡，这只会造就社会和历史的停滞。巴迪欧不只分析了这种辩证法的社会保守主义结果，也注意到这个主题在中国以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论争中占了重要位置。巴迪欧认为这种辩证法解读和斯大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僵化与非革命态度是相连的，与之相反的是毛泽东的革命和激烈运动性。“合二为一”的原则，在当时被用作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据：资本主义方式和社会主义方式（对立的二）在中国（一）融合。相反，“一分为二”的政治后果就是不承认“二”可以再次被圆满结合，一（中国）被分裂成矛盾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这种矛盾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必定有一方会在运动过程中取代另一方；双方的成败并不是取决于先验概念的正当性，而是取决于现实斗争过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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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欧会欣赏张世英，便是因为后者在1972年的著作中重点讲述了黑格尔辩证法有著“一分为二”原则这个合理内核——巴迪欧简直是将张世英看成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哲学上的辩护人。汉学家和文革批评者常常指责巴迪欧对红色中国和毛泽东抱有幻想，他对张世英的这种理解可以说是其中一例。1964年，中国曾经发生辩证法“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两种解读之间的论争，艾恒武与林青山在杨献珍的启发下写了“合二为一”的哲学见解，文章被张世英批示过，因为他并不完全反对“合二为一”，反而认为有学术价值。后来康生将哲学论争提升为政治斗争甚至是权斗，艾恒武、杨献珍与张世英等相关学者才意识到“合二为一”原则的政治引伸。在这个背景下，才有1972年张世英的“一分为二”解读——换句话说，张世英并不是一个自发参与政治—社会斗争的知识份子，而巴迪欧对张世英其实过度解读，将自己的毛派主张投射了在他身上。
研究事业的前后期
在张世英的自述或者后辈学者对他的回忆中，他的哲学事业都被分成文革前与文革后两个阶段，这个分野从他的著作题名中已经昭然若揭。在文革前，张世英已经是国内其中一位最重要的黑格尔研究者，连林彪也是他的读者：1956年的《论黑格尔的哲学》、1959年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1962年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为其前期代表作；在文革后，张世英依然继续其黑格尔研究，出版了《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1986），但这段时期的他更为著重在哲学创新工作，写成了《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1999）和颇为热门的《哲学导论》（2002）。
虽然张世英可以如此区分成前后两期，但他的主张转变其实不大，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也并没有发生“从革命到保守”的过渡，因为他一直关注的就是对立统一问题（这再次说明巴迪欧捉错用神）。虽然张世英曾经间接被卷进“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的论争中，但他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立场倾向。如果我们理解他前后期的哲学工作，便会看到“合二为一还是一分为二”这种问题对他来说是不合理的，因为“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本身也是一组对立统一，而这个视野是比“合二为一”或“一分为二”的片面立场更接近黑格尔本人的主张。
张世英晚年哲学可以说是“万有相通”哲学，其中有两个观点，一就是黑格尔式的同一—分裂—统一史观。他认为西方哲学已经经历了这个过程，由古代主客体同一不分，到近代主体性被分裂独立出来，去到现代主客体再次融和。这个观点框架本身是由黑格尔所提出的，张世英的重要贡献在于添加了现代哲学（特别是海德格）以及中国哲学的角度。第一个阶段的哲学有著泛神论色彩：客观的东西也有著主观性的规定，例如石头也被看成有灵魂；到了第二个阶段，主体性与客体性的规定就相互分离了，例如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与思想的实定对象分裂成两个环节。在第三个阶段，哲学就要重新将主体和客体连接起来。张世英认为这种同一—分裂—统一的圆环过程是重要的，因为停留在原初同一里的哲学和文明会有重大缺憾：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表达的就是原初同一观念，一直没有发生主客体分裂，也因而没有科学和民主。张世英认为中国当代处于分裂的状态中，比古代要进步很多，但也造成人类中心主义和客观秩序不稳的危机，因而需要导向一个万物融合，新的、更高级的天人合一状态中。
张世英的第二个观点更为有趣，而且摆脱了黑格尔色彩，更贴近当代哲学（尼采之后）的问题意识。哲学的目的固然在于“超越”，张世英认为西方哲学史到黑格尔为止，都是在解决特殊者与普遍性之间的对立统一问题，让特殊者超越自身，与普遍性连接。德国古典哲学将思维和存在、逻辑与世界统一的主张便是一个原创而成功的尝试，张世英对此无比肯定，但他并不认为只有辩证法能够实现超越，因为事物的连接方法是很多样的。张世英在《哲学导论》中称古典哲学的模式为纵向超越，同时提出另一种“横向超越”：主体—特殊者不只是要超越到客体和普遍者，也需要超越到其他主体和其他特殊者中，也就是说，张世英将特殊者与特殊者的关系也提升到哲学之内。固然，张世英的论述有明显的去历史与去政治倾向，但他的“横向超越”做法就使得他更接近当代哲学，例如尼采、柏格森和德勒兹，他们也同样将想像力和体验当成方法，尝试为理性主义牢笼所局限的现代社会寻找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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