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欧洲思想的危机 - EP63

现象学的中路：何谓理性？

在上一章开首，笔者简略描述了十九世纪的思想对垒。胡塞尔早期的《哲学作为严格科学》亦作了一个类似的极简要精炼，他形容当时思想界正是处于“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长期战争中。

自然主义认为世界的基本存在物由自然对象构成，世界亦仅仅只有自然对象而已。今天，自然主义的影响力比二十世纪初更明显，这种思想源起于经验主义者霍布斯(Thomas Hobbes)。简而言之，自然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世界由物质的盲目运动所构成，而人类认识这个世界仅需要细致的量化工具以及归纳方法。胡塞尔认为，自然主义不仅取消了自由，亦取消了质性研究的价值、反思式研究的价值、诠释性研究的价值。这种观点以经典物理学作为参照，并相信有一天科学家终于能够运用简单的运动法则来解释人类行为。胡塞尔认为，这些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不仅取消了自由，亦取消了质性研究的价值、反思式研究的价值、诠释性研究的价值。

比如说，质性研究侧重于个体表达自己的看法，但自然主义认为这只是较低层次的研究，而只有更简约的量化研究才有解释力和预测力，才是更高层次和有价值的研究。在胡塞尔看来，这种思想是危险的，因为它粗暴地否定了人作自我理解的意义，只需科学家单向地告诉人们他们是什么。胡塞尔认为，循这条道路发展下去，自然主义将使人类遗忘自身、遗忘反思、遗忘文化、遗忘意义，步入他晚期所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通常的观点不同，胡塞尔不认为自然科学的垄断彰显理性，反而是取消了理性。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欧洲十分流行历史主义，所谓历史主义，是指对应不同文化背景成长的个体，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方法，并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理解所有人类。尽管历史主义重视自身、反思、文化、意义等人类世界的基本元素，但是却面对“相对主义”的问题。笔者在文首中提到，现象学运动刻意与非理性主义保持距离，正是源于对相对主义的排斥。胡塞尔当时不时阅读诠释学家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的作品，尽管狄尔泰对人类心灵的研究富有浪漫魅力，但是却陷入心灵互相不理解的“相对主义”中。狄尔泰认为，不同的历史时空，有不同的文化世界，这些文化世界互不相同，难以用共通方法研究。

然而，胡塞尔认为，这会使历史主义陷入与自然主义相同的问题，也就是取消了理性的可能。自然主义把理性奠基于盲目的物质运动，使得反思变得无价值；历史主义对沟通抱持绝望态度，亦使人类社群间彼此变得独我，取消了反思的价值。

2013年，主张沟通理性的当代德国大哲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到比利时演讲时，亦特意拜访胡塞尔档案馆。尽管哈贝马斯对胡塞尔多有微言，但是哈贝马斯主张跨文化理解的战略方向，亦与胡塞尔的宣言《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立意颇为相近。

生活世界与理论世界

其中一个哈伯马斯很欣赏的观念，就是“生活世界”(Lebenswelt)。胡塞尔在他的晚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中提出了“生活世界”的观念。胡塞尔指出，自伽利略以来，科学家习惯以数理化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并认为这个数理化的世界比起我们透过知觉和常识所认知的生活世界更为真确。胡塞尔固然认为尽管伽利略是一个天才，但这种把“数理化宇宙”的解释倾向，亦产生了一种对数理化的盲目追求，以致这个理论宇宙取代了真实的宇宙。

比如说，主流经济学便是高度数理化的产物。尽管大部分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法则没有预测力，但经济学仍然是积极地进行数理化，并似乎能够为我们带来某种实际的知识，建立某种正确的世界观。现象学家会认为，这种数理化既然不能带来预测力，实在是不必进行的，它只是一种无甚用途的包装。而学者更需要做的，是离开空想的理论囚笼，去直接观察真实的“生活世界”。

这种对“理论遗忘了现实”的警惕态度，成为了现象学的重要标志。现象学家会认为，我们的判断不会因为理论化、数理化而变得真确。我们的判断更须面向真实的世界，即那个由知觉和常识所构成的世界。

或许有些人会质疑，为什么胡塞尔会那么强调生活世界呢？常识不是有很多被证明为错误吗？一个较好的回应是，在常识未被推翻之前，举证责任在否定常识的那人身上。因为生活世界的常识，是长年月累地在人类的文化中承传下来的，它们有广泛的有效性，因此不能轻易地被否定。

“还原”的各种取径

谈论胡塞尔，似乎不得不谈论“现象学方法”。对胡塞尔来说，尽管他在前、中、后期对现象学方法有各种不同的解说，但总的来说，他始终认为现象学是一种严格的方法。不过，正如吕格尔(Paul Ricœur)所说，现象学史就是胡塞尔背叛者的历史，在后来的现象学家眼中，从来没有一个公认的方法。

胡塞尔的后学，没有一个是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海德格认为语言的演化会遗忘事物本来的面貌，于是积极研究古文字，希望从“现象的原初生成”中讲述事物的本质；舍勒认为现象学只是一种态度，最重要的是自己对生活和社会的洞察(insight)，强求一种方法反而会更加忘记事物自身的呈现；梅洛—庞蒂积极引入科学研究，特别是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他希望从这些研究中阐述人类肉身主体和纯粹物质的不同之处。

尽管如此，标准的对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解说，就是“现象学还原”。现象学还原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悬搁(epoche)。悬搁是指，当我们意向一个对象时，先搁置任何形上学的假定，比如客观世界的存在、三维空间的特点、自然科学的法则等。“还原”要做的，便是十分纯粹地描述你经验的是什么东西，比如你害怕狗，你就是在害怕狗。你不是“不够理解”狗，或者用其他各种的解释把经验给解释掉。

胡塞尔相信，这种方法会让我们更明白各种形上学假定并不带有必然性，而真正具有必然性的是我们的意识结构，比如我们必须有身体，并配合运动，才能感知眼前的物理对象。为什么胡塞尔会说现象学是一种严格的方法，就是因为他相信，这种尊重经验的态度，才是严格地尊重证据。其余的解释，都只是建基于证据之上的可替代品。

一些胡塞尔的批评者会指出，这种方法只能寻找到很少的必然真理，寻找到的真理也像一种空言，倒不如直接承认寻找必然性的“先验哲学”注定是条歪途，而去接受这个充满偶然的世界，探索更实在的知识。尽管晚期胡塞尔摸索了其他方法，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先验哲学”的理想，亦即透过对意识的描述，寻找意识的必然结构。这亦成为了胡塞尔与他后学的一个主要分野。比如海德格便认为，要真正克服现代性的危机，便需要重新发现精神世界的初生面貌，便需要深入研究历史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