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理想的呼唤：《密探》与申采浩

近日上映的《密探》由韩国大导金知云执导，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上世纪20年代日治时期的朝鲜，抗日组织义烈团的故事。故事以朝鲜人李正澈（宋康昊饰）为主轴，李是当时日本警察局局长，负责清剿抵抗日本政府的朝鲜人。在讨厌日本帝国的朝鲜人眼中，李是个彻底的卖国贼。而日本政府看中李的朝鲜血统，运用他来接近朝鲜人以清剿义烈团。故事正是以李的双重身分展开，他徘徊在朝鲜人和日本政府之间，每个决定都直接影响两个集团的利益。

乍看之下，电影主题似乎聚焦在主角的内心挣扎，但它亦有厚重的国际政治向度。按导演金知云所述，虽然日殖时代已过，南韩亦变得强大，但是南韩如今依然感受到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的强大力量，与从前的感受相似。李正澈的经历既能反映出韩国人在日治当年经历什么，亦能够让观众联想当下。

以至于，本剧讲述的义烈团，对南韩和北韩的立国亦有重要影响。义烈团的团长金元凤后来将义烈团改组成朝鲜民族革命党，并加入了北韩政府。而义烈团的精神领袖申采浩，不仅深刻影响了今天南韩人的历史观，亦有学者指出，他的“主体”哲学影响了后来金日成“主体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

《密探》：谍战剧情的奇诡推演

《密探》以乱世中人群的互不信任开展，李正澈奉命追查义烈团余党，接触了表面上是古董商、实质上是义烈团核心成员的金优进（孔刘饰）。电影初段双方互相猜疑，表面上是“生意伙伴”，但暗中各为自己的阵营套取情报。金优进想尽办法运送炸药进京城（今首尔）炸毁日本重要的政府设施，而李正澈则利用金优进接近义烈团的团长。电影这段完全贯彻李正澈的对白：“在乱世中，有人是可信的吗？”

至中段，义烈团不断事败，爆破行动的机会渺茫，义烈团团长急生一计，试图将李正澈拉进己方阵营，他的理由亦十分纯粹：无论间谍效命的阵营是谁，他还是总有自己的国家，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他总会有所内疚。于是，在一次李正澈与金优进的聚会中，团长亮相，并和盘托出他们的计划。李正澈对义烈团底牌全亮的举措感到十分震惊，李亦坦诚地说，不能肯定下一刻自己的意念如何，有可能随时背叛义烈团。

直至电影高潮，李正澈真的信守对义烈团的承诺，为他们保密藉火车运送炸弹，却发现义烈团内有日本政府的内鬼。电影前半部布下的悬局至此终于解破，李与金在火车上以紧凑的推理一同牵出了日本警察的内鬼。后来，尽管金优进在京城落网，但李仍然贯彻金的交托，策动了黄钰警部爆炸事件。

一些西方影评人对这种剧情发展感到大惑不解，一个无法在乱世中信任他人、薪高厚职的叛国者，何以会被爱国思想深刻影响，以致冒死为抗日阵营效命？尽管在外国人眼中略带煽情，但是此类爱国题材，在韩国电影中却甚为平常。比如2014年上映的《鸣梁海战》，讲述李氏朝鲜的抗日名将李舜臣的故事，歌颂“勇者生，畏者死”；2015年上映的《暗杀》，亦讲述韩国独立运动刺杀日本司令官的故事，歌颂为国家杀生成仁；本年较早上映的《德惠翁主》，亦讲述被强行带到日本，而一直思念祖国的大韩帝国末代王女的故事。

从义烈团精神领袖申采浩的故事，或者可略窥韩国人的爱国情怀。

申采浩：“没有历史，就没有民族；没有民族，就没有历史。”

对韩国人而言，申采浩是人人都认识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是历史学家，亦有自己的历史哲学观。他年青时虽然在儒家学院读书，深受“事大主义”影响，但是后来为了激发韩国人的民族精神，重新以韩国民族主义的角度撰写历史。较知名的，是他在《朝鲜上古史》中否定了商纣王的叔父箕子为朝鲜的始祖，改以半神半人的檀君为始祖，檀君不仅建立朝鲜文明，更派人协助大禹治水。而其后朝鲜民族的居地，更深入满洲。

申采浩亦不断发掘英勇抵御外敌的朝鲜名将，比如两年前电影《鸣梁海战》的主角李氏朝鲜猛将李舜臣，便是他发掘的史例。在申采浩笔下，朝鲜民族是一个遭逢多难的悲剧民族，尽管多次被外族入侵、国家长久分裂，却始终保持著韩民族的纯粹。至今，申采浩的民族主义史观仍然深刻影响南韩民间，以致不少南韩人认为很多中国文化起源于韩国、不少中国领土亦属于韩国，引起很大非议。

申采浩认为，将韩民族救于苦难之中的方法，就是先重新叙述历史，他提出“没有历史，就没有民族”。历史对人的影响力，就像神话对人的影响力一样，能够激发出庞大的生命意志和创造力。人类总需要过去的故事作为自己生命的参照，否则一切改变的可能性都变得含糊，正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言“一切的创造都是重复”。在和平的时代中，我们或者不太察觉历史有如此重要性，但在乱世中，历史的角色便显得举足轻重。在中国，类似的思想家有史家钱穆，余英时曾赞誉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其尊唐贬宋，尚武轻文，便有著与申采浩近似的救国出发点。

另外，申采浩在《读史新论》的引论中更提出名句“没有民族，就没有历史”，历史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而是相互构成的。简而言之，历史必然牵涉对过去的选取和叙述，但并非所有对过去的选取和叙述都是历史。比如说，我昨天去了什么餐厅吃饭本身不会成为历史，但如果我去餐厅吃饭这件事对社会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便成为了历史。那么，为什么应以民族的视角，而不是世界的视角？因为撇除民族眼光的历史是不可能的，世界史就是强势民族的历史。在申采浩眼中，国际政治舞台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发展，这舞台的主角是不同的民族。倘使民族不自强，便会被其他民族消灭。

申采浩的思想深刻影响了韩国人民，但它的副作用也不小。至今，韩国人的民族主义带来了不少弊病。BBC今年做了一个意见调查，搜集世界各地人民对“构成国民身分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的看法，发现南韩有近4分1人也认为种族(race)或共同文化十分重要，大幅抛离其他所有国家。而歧视的情况在南韩亦十分严重，不少混血儿难以在韩国求职。这亦部分归因于韩国人深受自申采浩以来的史观影响，长久以来敌视外侮，认为外族的渗入对韩民族而言始终是坏处。这一点，对韩国人民与他国人民的共处十分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