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污雕像的意义：作为符号的邱吉尔，与衰而未亡的不列颠帝国
美国的反种族主义示威浪潮不单没有止息的形势，更触发起欧洲民众的声援，扩大成横跨大西洋的反殖民主义遗产运动。不少被欧美历史传统视为伟人的人物雕像被破坏：在美国，哥伦布被劈头、南北战争的邦联总司令罗伯特・李被毁容；在英国，黑奴贩子、保守党政治家科尔斯顿被拉倒，二战时期的首相邱吉尔也被涂污。还有更多人请愿要求各地市政府将殖民者的雕像移走。
历史人物雕像虽然只是死物，但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治集体自我定位的重要符号，反映了人们如何挑选自己所继承的历史遗产和身份认同。一些国家在政权倾覆时，都会出现消除前朝历史符号的活动：法西斯意大利投降后，民众在罗马街头拖拉墨索里尼的头像；2003年美国军队攻入巴格达，伊拉克民众就推翻萨达姆雕像；2013年乌克兰亲欧盟民众示威运动最高涨的时刻之一，就是列宁像被毁坏。虽然这些雕像破坏由激情所推动多于理智计算，并不能赚取到什么政治或经济利益，但我们不能将这种活动简单理解为民众的无脑发泄，因为在本质上，这是人们有意识地进行的历史清算和认同重构。
邱吉尔的帝国符号意义
在近期这一系列的雕像毁坏中，多次被民众选为最伟大的英国人、带领国家击败纳粹德国的前首相邱吉尔可能最值得我们关注，一来因为他是这些人物中时间最晚近的，二是因为他最完整地象征了英国的两大历史遗产：帝国主义与自由主义。
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在近代产出了不少革命性理论，到今天仍然是人类思想最宝贵的文化资源。这三国虽然同为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但它们之间还是有著明显差别：法国出产了最激进的理论和最暴烈的政治运动（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德国作为相对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开始不久，就已经在哲学思想之中完成了最深刻和最完整的理论体系化；英国的思想家与这两国相比则有一种奇特的暧昧性：他们能够把解放性的自由主义，与压抑性的帝国主义融合在一起。
这两种本质上就对立的思想—政治体系是如何能够归在一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弥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说到：“（自由主义）这一学说仅适用于能力已经成熟的人们⋯⋯专制体制是一种对付野蛮人的合法统治形式，只要目的是改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也由于实际上实现了这个目的而得到证成”；奇幻电影《魔幻森林》（The Jungle Book）原著作者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19世纪最后一年、欧洲国家的军备竞赛和殖民地争夺最白热化的时候，发表了《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一诗，大义凛然地劝勉白人积极担当起文明传播者的角色，勇于占据非白人“野蛮民族”的土地，以带领他们消除堕落和残暴本性——帝国主义者压抑和统治其他民族的合理性在于前者自居为已被启蒙的文明人，有能力也有责任以一切手段去管理和教化后者。
虽然欧洲殖民者的自我中心都膨涨得无可复加，但英国人恐怕是最露骨、最自信地认同和遵从这种主张的民族，甚至将这种心态全面渗入到管治非洲和印度的方针之中。这种自信得以形成，是因为大英帝国是19世纪领土最大，技术、财富、生产力和文化水平最顶尖的“日不落帝国”，殖民统治著世界每一个大洲。
邱吉尔就是这种帝国主义—自由主义历史遗产的最后践行者，他一直强烈主张英国需要用暴力镇压其他国家，而此后却亲眼见证大英帝国衰落、世界霸权流落到美国手上。可能因为邱吉尔语言机智、又曾经加入不同政党，所以常常被视为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
但事实上，邱吉尔的理想比英国任何政治家都更为狂热，但他所真正忠于的并不是英国国民，也不是任何现代民主世界的价值，而是帝国荣誉这种迂腐和飘渺的古代信念。邱吉尔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洞见，内政方面亦无甚建树，他唯一的政治行事风格，不过就是在帝国荣誉感和自负感之下，以暴力手段来镇压不服从英国统治的民族。在邱吉尔参政之前，他已经是镇压过印度、苏丹与南非的年轻军官；一战前他被任命为第一海军大臣，积极参与和德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欧洲战争爆发更让他兴奋不已，认为自己处在光荣的历史情境之中。
在帝国荣誉这种视野下，邱吉尔和现代英国的尴尬之处就更加明显。邱吉尔本人的政治资产，以及现代英国迄今为止的自我定位，都是纳粹击败者、自由世界的保护人，但这种自居的自由斗士身份，与英国作为历史上最大的殖民者国家这种真实身份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事实上，如果没有纳粹德国映衬的话，邱吉尔本人与希特拉似乎没有政治理念和伦理上的不同，他们都以自由和民主自居，却又都崇尚暴力镇压其他民族，也同样对古老的帝国形象有拜物式的沉醉，他们的差异只在于，前者是一个仍然拥有大批殖民地的帝国领袖，后者则活在一个长期比欧洲其他国家落后、殖民主义晚发、一战战败的德国之中——德国与英国之间并不是伦理上的死敌，而是世界殖民体系的竞争者关系。
已成虚幻的帝国过去
随著二战后大英帝国体系开始急速崩塌，这种矛盾的自我定位也越来越站不住脚。苏伊士运河危机、印度与非洲各国的独立运动，加上美国又有意以反殖民主义来打击英国的实力，以加速接管世界霸权，都使得大英帝国的管治逐步失效。已经体会到英国回不去过往荣光，因而深受挫折的邱吉尔，不单没有设想过任何国家新方向或新时代的改革方针，反而主张打击同盟国盟友苏联和以武力再征服印度，仍然企图以侵略外国来维护帝国荣誉，但实力上的真实衰退只会令这种帝国荣誉抽空成一种虚幻想像和浪漫主义自恋。一直坚守光荣孤立、不屑与欧洲大陆走得太近，却又不得不加入北约和欧盟，到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化、90年代初被索罗斯狙击英镑，21世纪初尾随美国入侵伊拉克，到这几年的苏格兰独立诉求、脱欧运动，还有当下的新冠疫情，这些重大变故都是英国不改革自身、留恋过去形象所导致的挫败和耻辱。
近十多年的英国电影以及邱吉尔雕像的破坏其实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今天的英国应该如何再定位自身？《皇上无话儿》（The King’s Speech）、《邓寇克大行动》（Dunkirk）、《黑暗对峙》（Darkest Hour）这些电影仍然想继承邱吉尔当年的答案：英国团结了自由人战胜邪恶的法西斯主义——但这种主观上的光荣想像就算在当时也已经与客观事实不符：英国本来就有大批贵族和企业家亲纳粹和反犹；英国在亚洲的战场全部失利，大部份远东殖民地都被日本抢夺；在欧洲，英国也根本无力帮助盟友收复失地（邓寇克是连撤退都无力的“行动”），反而曾经在苏德交战时，派兵到非洲抢回纳粹军力较弱的领地，而不按承诺支援苏联。
这种当代保守主义的自我定位徒具自恋幻想，与自身实力反差极大，但英国却又没有意愿反思或尝试转型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在这种历史定位残缺、未来方向不明确、过去殖民遗产留下的歧视和不平等问题又没被清理的背景下，必定会不断出现殖民者雕像破坏这种行为，以打破英国的文明帝国神话。
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难以分解
许多批评雕像破坏活动的声音认为，这些历史人物所处身的时代与我们不同，有著不同的伦理标准，因此我们不能以今人眼光审视他们。这种说辞不单在逻辑上不通，也完全和史实相违背：哥伦布与他的兄弟和部下不单不觉得羞耻，反而享受屠杀美洲原住民和强奸妇女，而屠杀与强奸从来都没被视为合道德的行为；而且哥伦布在管治美洲时，西班牙皇室就一直调查他的专制、暴力和不人道的肉刑——连哥伦布的同代人都认为他极端残暴，所以我们根本不能以时代落后为由洗脱殖民者的暴行。讽刺的是，这种道德相对主义说辞往往出自相信行为规范不可改变的保守主义者。
但是，保守主义者的真正错误不在于他们的辩护言辞糊涂或历史认知错乱，他们底下还有一种更根本性的无能为力：这些在历史上透过殖民主义方式发展起来的欧美国家，在前殖民地都纷纷独立、可获得的跨国剥削利润降低后，却又没有寻找发展和改革自身的视野和力量，而仍然以失效的、压抑发展中国家的方式茍延残喘。这种根本性的无能，并不只限制了保守主义者的意识，也同样主宰了当代自由主义者的诉求。
数年前，流行歌手 Lady Gaga 曾经批评美国军方不接纳 LGBT 入伍，她认为在平等和合宪这些自由主义价值之下，LGBT 也有权为国家服务。这个议题讽刺和难解之处在于，美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她这种诉求事实上将自由主义变成美国新帝国主义的附庸——所谓的政治正确，就是在新帝国主义结构之下企图深化自由主义价值的尴尬现象，而这种自由主义的深化也同时固化了帝国结构。
在这一系列破坏活动后，英国首相约翰逊就公开批评破坏文物的行为与示威的反警暴和反种族主义诉求不符，这种说法同样是政治正确的奇怪运作。约翰逊的意思是，示威、反种族主义都是被允许的行为和价值，但这种允许是有限度的：不能颠覆殖民—帝国主义结构和传统。然而，警暴和种族主义都内在于帝国主义结构，人们又如何可能不批判殖民主义遗产而实现真正的自由主义？约翰逊所批准的这种限度之内的“平等”和“自由”，实质上只能安抚帝国主义问题引发的征兆，而不能革除问题本身。
对英国和很多欧洲老牌帝国来说，他们早晚都需要积极处理这些帝国主义历史遗产、推行法制和国家认同上的转型正义，才能处理未来发展和民族融合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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