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卷风波核心不在美化日军与否 “民族大义不能讨论”才是问题
作者｜文雨
最近中学文凭试（DSE）历史科试卷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争议，建制派人士认为考评局所出的其中一道试题有意美化日本侵华历史，颠倒是非，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更因此要求考评局将题目取消。直至今天（5月22日），考评局委员会在连日会议后决定取消该题目，考题所占分数不被计入试卷成绩。
这次试卷风波似乎在行政处理方面告一段落，但它并不只是一个学科专业争议，而且也反映了社会各界如何看待香港的历史定位、史学教育和民族认同等议题，我们必须对此作深刻而持续的反思。然而，不论是试卷题目，还是它所反映的社会状况，都在沸腾的派别骂战中被模糊掉；参与争议的各方都只是提出笼统的大原则指责另一方，却对这条题目的具体内容不作辨识。究竟考评局这道试题在哪里出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香港的历史教育？
争议中的试题内容究竟是什么？
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问题当然是，该试题有否在内容上美化日本侵华？大部分批评考评局的人，都指出试题资料和提问方式尝试诱导考生相信1945年前的日本想要援助中国，以间接宣传日本军国主义和殖民侵略。让我们重看一下那些资料及相关史实背景，再作判断：该试题提供的资料 C 说到，在1905年（甲午战争后十年）时，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应清朝教育家范源濂请求，减少清朝来日留学生学习法政学科的必要年期，以帮助清朝快速培育法政人材，实行国家改革。该资料提供的史料到此为止，但考生应该要知道的历史后事是，日本随即出现一大堆教学水平恶劣的速成学校，以吸引急于求成，想要尽早回国当官的清朝学子，最后导致清廷付出大量学费，却接回一堆对相关学科一知半解的留学生，无助国家改革。这份资料涉及的是由清朝要求、日本所提供的“留学速成班”的起因，无关日本侵华，考生应该以史实来评价“速成班”的功效和利弊，衡量清朝的教育投资成本、人材培育和国家改革等因素之间的得失。而即使考生不懂“速成班”的来龙去脉，也可以用常识推测这种学校只以一年时间培训学生的法政知识，定必对严肃的国家改革事业无济于事。
该试题资料 D 说的，则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与袁世凯和战未定时，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为了准备北伐，以大冶铁矿作抵押，向日本三井财阀借钱。这段史实也发生在日本侵华之前，当时孙中山在欧洲筹款资助革命不成功、新政府军费又严重不足，逼得民国政府领导人以列强一直虎视耽耽的核心战略产业为抵押，向日本借款。结果民国政府无能还款，必须按照借据合同对日本输出铁矿，严重妨碍中国的军工发展。考生应该以这一系列史实分析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投资关系，并衡量它如何满足了民国政府的短期急需，却对中国国力发展和现代化造成长期损害。
虽然题目要求考生评价的年期是1900年至1945年，但考生需要使用的资料背景都发生在日本侵华之前（即使按照国内“十四年抗战”的新标准论述，黄兴向日本借款与九一八事变的时点也相差了19年），完全说不上回避甚至美化日本侵华，因为考题本来就没有侧重在中日战争，而是要讨论日本全面侵略前的对华政策，而且所引用的资料都明显指出日本对华措施对中国损害多于帮助。如果考评局与出题人真的有刻意引导考生，也是将他们引导到否定日本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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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单看受争议的考题句法，也不能充分证明考评局美化日本侵华史实，因为这是一道开放式问句，而且，开放式问句并不等于答是与答否都同样成理，考题本来就需要有含糊性，甚至是句子上的误导性，如此才可测试考生的辨别能力和历史知识，因此考评局并不会将历史资料题（data-based question）说成是自由辩论题——说考评局这种问法颠倒考生是非观的人，其实就是将考生当成无脑白痴，抱著这种态度的人并不配为人师表；而以自由辩论性质来维护考评局的那一方，也没有掌握到事实。其实只要考生对史实有基本理解、推论合逻辑、对日本没有皇民心态的崇拜，就很难会将资料误读成日本援助中国，也很难认同1900年至1945年的日本对中国“利多于弊”。
指责考评局刻意美化日本侵华的论者，事实上都断章取义、将这条问题与相关资料分割开，不单做法不公允，对基本事实的认知能力恐怕也不甚乐观，而那些把两篇资料误读成“日本对中国施恩”的论者，根本不理解那段历史背景，推论也不合逻辑，实在没有资格指责考评局歪曲历史。
考评局不妥之处：抽象的历史观与设题方式
指责考评局美化日本侵华的人犯了稻草人谬误，而批评考评局迷惑学生、造成年轻人是非不分的人则犯了滑坡谬误，这两种批评声音都不合理，但这并不代表考评局完全正确，因为这一条题目在设计原则上确实有不妥善之处：根据史实，考生应该要回答日本对中国“弊多于利”，但是，考评局的评卷参考却又列明回答“利多于弊”也可以得分（至于这种答法能援引什么历史资料来支持论证，考评局则未有公布）。考评局委员会日前（5月19日）也已经承认，这种设题方式可能默许了考生以诡辩，而不是对史实的逻辑性陈述来答题。
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设题方式来源于太过抽象的史观，这种观念惯于将深刻的民族对立、传统国家现代化的艰辛过程，以及不断变化的历史形势，化约成会计学式的盈亏计算问题。如此反思历史，很容易忽略历史参与者所处身的现实条件和环境限制，然后对他们作出事后孔明或不著边际的判断。但无论如何，考评局以及整个教育界书写和诠释历史的方法论首先是一个科学和教育问题，目的是让学生由抽象的旁观角度，逐步提升为深刻的具体思考，因此必须以开明、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处理，任何人都不能以道德绑架或行政决断的方式，一劳永逸地打发对学科原则的反思。而且，年轻学子自己就是当下历史的参与者，因此必须以严格和贯彻的态度学习前人活动，以充实自己作为历史参与者的行动理性和身份理解。
因此，批评考评局的出题方式不当可以是公允的，但以它的题目设计来指责考评局美化日本侵华是不合理的。即使我们将焦点放大到考评局或教育界主流的过往表现，也可以看到，虽然香港历史教育（中史科也好，世界历史科也好，以致是通识教育科也好）一直没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但学界权威也从来没有为殖民主义作直白辩护或歌颂——即使在港英时代，香港的历史教育也没有如台湾日治时期那样采用皇民化政策。说考评局美化日本侵华，是借题发挥之举。
不容讨论的爱国，只是把爱国神秘化及去理性化
当然，这次风波并不只是一次出题不当或政治不正确事件，我们重新整理了试题性质之后，还应该反思这次风波反映了什么社会现象。对批评考评局的那一方来说，这种提问方式和为试题正当性辩护的人反映了香港缺乏爱国与反殖民教育，导致年轻一代对历史黑白不分；对反驳批评那一方来说，国内亲官方媒体、香港政府与亲建制组织的攻势反映了香港被反智主义和狂热民族主义攻陷。
虽然这两种立场相互攻击，侧重在不同的价值观，但其实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处理香港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中的角色定位？或换个说法来问：如何处理香港的前殖民地身份？这个核心问题并不只是历史学的抽象知识研究，而且是决定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政治问题。如果说考评局真的有什么“政治错误”，那并不是因为他们试图引导考生美化日本侵略者，而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香港的历史定位是一个还未达成社会共识的核心问题，也因而察觉不到试题提问方法可能引起的政治争议——考评局的错误是政治无意识，而不是政治不诚实。
但是，考评局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政治无意识的社会主体。国内亲官方媒体、香港政府与亲建制组织这一条阵线，并没有表现出更合理的政治意识和历史责任承担。这条阵线提出的“爱国爱港”最低标准是效忠基本法与一国两制，而香港高官和建制派人士的达标也就仅此而已——除了口头上的表态，我们都看不到他们如何表现出爱国心、民族主义情操，或者是国家建设信念（在一国两制之下，当然更不会认同社会主义），相反，香港的“爱国阵营”常常表现出猪队友举措，连对传统中国文化或当代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都不甚了了。
例如建制派政党这次对考评局大加鞭挞，但将考题资料误读成“日本对中国施恩”的却是他们；大家也必定仍然记得，建制派重要人物，自称爱国的蒋丽芸连国旗的五星含意都懵然不知；又例如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这次争议中企图动用行政权力消解政治认同问题，但他完全没有辨析这份试题内容的历史资料，我们也没有见过杨局长（以及绝大部分政府官员）表现出对中国历史或殖民主义有什么理解或评价，因此当他们说到“民族大义”、“人类良知”、“严肃历史”时，很难不让人质疑其真诚。
政府与建制阵线企图占据爱国主义者的位置，但他们徒具空洞的、矫揉造作的 cosplay 表演，却连最基本的国家认识和理念认同都统统欠奉。这种爱国主义实质内容的缺乏，又使政府高官及建制派更加需要在形式上造作，最终造成反效果，让香港市民对中华民族主义嗤之以鼻；而如果香港真像“爱国阵营”所言是民族主义教育不足，那“爱国阵营”肯定是始作俑者之一，必须负上重大责任。“爱国阵营”的这种无意识、无知识、不一致和不真诚导致他们更需要用粗暴和蒙昧的手段宣传空洞的民族认同。
政府与建制派人士这种无意识不仅造成政治上的失败，而且进一步妨碍香港市民的历史认识。在这一次试题风波中，政府与建制声音说得最多的口号是“民族大义不能讨论”，也就是说，民族大义被当成不能触碰的禁忌，而这种禁忌式的言论限制实际上才是对一个民族的最大侮辱，因为它假定了民族大义一经讨论就会被瓦解，假定了中国的历史发展经不起理性反思的审查，换句话说，“爱国阵营”不自觉地假定了民族大义和爱国心是不理性的东西。这种表面热烈支持民族主义，实际上却把民族认同神秘化，不允许也不懂得以理性审视民族问题的反智态度，可能比颠倒的恋殖心态更妨碍香港人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
【来稿不代表01哲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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