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为了教育（十）全球化不是飞来飞去，有事就一走了之｜曾瑞明
教育总是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发生。今天，不用多说，全球化已成定局，国与国之间相互联系。作为教师，我们不但教学生关怀自己的社会，因全球化出现的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也值得我们关注。
若依这方向，教育的其中一个目标正是培训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出来。这观念当然也不是全新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斯多亚学派，都有全球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思想。全球主义者认为我们对人有道德责任，而非只有对自己同居于一个城邦或城市的人才有。这究竟是离地的“大爱”，还是我们限于关心一地的道德观本身太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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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新高中课程的通识教育科，亦有全球化单元，让学生了解全球化的成因和影响，进而评价全球化是祝福还是咀咒，这也可算入全球公民培育的工作。但在本土主义思潮冒起和在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之后的新秩序下，我们实有理由重新思考全球公民是怎样的一回事。在学校的脉络里，教师在这方面的责任和工作又是什么？
将全球化等同为竞争
谁都懂“全球化”这三个字，但不同的人却会看出不同的全球化来。有些人会将全球化等同为竞争，而且是和全世界竞争。这种论述很简单︰不同的人才会来我国家的人力市场来，要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更有国际视野、不同技能，才能站得住脚，找到好的工作。这也是如今颇流行的全球化教育。教育领导特别喜欢这种论述，而实际上到处考察，“飞来飞去”的人，也特别喜欢这种看法。全球化对于这群人来说，实在是极之美妙的事情，可以到世界各地工作，享受每一个地方的好。但这论述仿佛欠了“责任”和“归属感”这些词汇。在这种全球化下，当一地有事，拥有流动能力的、多重国籍的，也可以一走了之。
你可以说一样米养百样人，但从教育的观点看，我们必然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该培育哪一种人，去应对全球化下的世界？
教师的政治哲学素养
今天，要做全球公民教育，其实殊不容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出版的《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ist perspectives: Reflections and possible ways forward》已指出排拒性的国族主义（exclusionary nationalism）、民粹式极端右翼政党都持续冒升。另一个事实是工人阶级对全球化的抗拒会比中产阶级为高，他们都在跟全球化抗拒，教师应抱什么立场应对，这就很考验的政治哲学素养，也无可避免地有立场。这也是同工会明白的，班上如果有本土派的学生，应该如何应对？自己也成为本土派，扮本土派？本土派真的有问题吗？很明显，教师跟学生一样，都要对这些问题思考，否则“全球公民”只是一个空洞的标签。
在政治哲学的讨论里，也不是所有学者都把全球公民视为理所当然。国族主义者米勒（David Miller）指出建立一跨国界或者全球形式的公民，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看法，也不能被称得上公民身份（citizenship）。他的观点是，公民必须是有一特定国界的，能分“我们”跟“他们”，才能有政治共同体的理念。另一方面，团结性（solidarity）和忠诚（loyalty）等政治德性（political virtue）只能生活在一政治共同体里才能培养。
看到自己的局限
通识教育科虽然常常提醒我们有三个身分，本土、国族和全球，但的确三者存在矛盾。其理论先后次序也不易说清。社群主义、国族主义会把政治共同体放在社会和国家，但全球主义则提醒我们道德身份无分国界。不过，这不代表国族主义者米勒忽视全球的向度和普世的人权。
教育哲学家埃蒙・卡伦（Eamonn Callan）亦在《Creating Citizens: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一书指出自由民主社会需要对政治德性作培养，而非仅仅有制度和权利保障就足够。这显示了我们对政治的想像不一定要非此即彼。我们要具体在地去培养公民德性，但不代表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不公义和压迫可以视若无睹，甚至嘲笑关心的人。这是因为自由和平等的道德价值并不只适用于一地之人。况且，我们真的要理解多元，就必然要放眼世界。自由民主社会尊重的“多元主义”（pluralism）要得到落实，没可能忽略对世界其他文化的认识、理解和尊重，一方面这些文化可能已因移民存在于我们的社区，另一方面，我们若只懂跟与我“心灵相近”（liked-mind）的人围炉，只会令我们变得狭隘。
因著国际文凭试工作的机会，最近认识了一位于东非毛里裘斯任教的老师。你说这种交流和合作有什么意思？只能说，这令我更意会到自己的眼光只是众多眼光之一——世界很大的。全球化一方面是把世界变得一式一样，但同时亦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世界仍存在的差异。这在游学团、服务团盛行的今天，说这么简单的道理其实是一种讽刺。花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去“游学”，学生最终竟说两地“差唔多”。在课室播一出原住民的纪录片，或者著学生读读人类学的书，或者更合“全球公民教育”的需要。
反送中运动，香港奋力得到国际社会关注，当然关注得到了，不会是所有问题都被解决，但我们也感到全球社会的重要性。换一个观点，我们又是否花足够的时间和心力，去关心世界其他的不公不义，甚至作出行动？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Amartya Sen）在《正义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说︰“一个国家里基于不义的不满可能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我们的“邻居”其实已分布在全世界里⋯⋯我们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成就上的各种接触，让我们很难想像对于各式各样的利益和重大事务的考虑，可以合理地局限于任何一个国家里的公民，而不考虑其他人。”这种全球“一体感”究竟是相互利用，还是休戚与共，值得教师跟学生讨论和澄清。未来的世界也会因著持不同观念的领袖，变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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