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究竟说了什么？我们对它的理解是否错了？
作为当代世界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中国与美国的抗疫手法与成效却有著显著差别。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效率低下、贪腐严重、官僚无能的失败制度，但中国的抗疫措施却比资本主义美国更见效率，这种反差理所当然引起了大众对两国制度作比较。这种讨论在中国内地尤其流行，不少学者与媒体都似乎因为在抗疫表现上优于美国而收获了不少民族自豪感。
大部分评论者都以民主、自由与施政效能、平等这些模糊不清的对立概念讨论国家制度和社会现象，比如有不少称赞中国抗疫相对成功的人，就强调这是中国政府集权的贡献，甚至有人以此取笑民主制理念，仿佛在称许中国的施政效能时，却又无意识地承认中国并不民主。
在这个热烈讨论的时刻，举世知名，或者说恶名昭著的“西方制度代言人”、美国政治学家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又再一次受到传媒与学界的关注。
以历史哲学建构的比较政治学
福山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最早发表在1989年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中。这篇文章一面世就因为大胆的观点而备受国际关注，再加上福山所批评的苏联在两年后解体，更让人觉得他的判断有准确的先见之明。
为了更进一步论述自己的理论预设，以修正批评者对他的误读，福山在1992年时将这篇思想实验性比较强的论文（其标题结尾是一个问号）扩充成一部著作，命名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虽然在一些左翼批评者，例如齐泽克（Slavoj Žižek）眼中，“自由民主制是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个福山主义观点本身也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但仔细阅读福山的书写，就会看到他有著清晰的哲学前设去支持他的判断。可惜的是，福山著作的哲学维度完全被他的比较政治学所遮盖，以致连批评他的哲学家也很少谈到他的哲学见解，直接把他当成自由主义梦呓打发掉。福山的哲学见解虽然说不上深刻或创新，但绝对值得细读，因为他作为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主要借用的哲学家却不是英美哲学和自由主义传统里的大师，例如弥尔（John Stuart Mill）或波普尔（Karl Popper），反而是欧陆哲学中批判自由主义的尼采与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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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区分成两个命题，一，历史有终结；二，历史的终点是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并无其他可能性。
福山的论调面世超过三十年，但仍然有很多批评者只是望文生义，一些人指出苏联解体之后仍然有很多国际事件发生，而且不论在全世界范围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中，社会问题和经济不平等都越来越严重，以此证明历史还没有终结（这种声音通常来自西方社会）；另一些人则指出非自由民主制的中国在这十多年的国力急速发展，已经远超南韩、日本，甚至英国、德国这些“自由国家”，然后以此反驳历史的终点是自由民主制（这种声音主要来自中国）。
然而，福山在1989年、1992年、2007年以及2020年，都再三强调他说的“历史终结”并非指世界末日或人类社会不会再有变化，而是指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已经到了阶段上的逻辑极致。绝大部分论者（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到了今天也误读他，难怪福山每次被问到“历史终结论是不是错了”的时侯，似乎都表现出无奈和尴尬心情，但仍然谦和地辩护说：“其实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说历史有终结？
历史有没有终结这个问题，重点在于如何定义“历史”。福山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意识逐步朝向更自由的演化活动，但这并不只是单纯的思想或主观心理运动，因为意识还会构成客观的、具体的社会形式；既然历史的定义是意识的阶段性发展，而不是指时间的流逝过程，那么历史当然会有逻辑尽头：当意识到了最自由的时候，即当每个国家中的每个人都实现了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关系时，历史也就圆满结束；福山更认为，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就是这个历史尽头的表现，而其他社会形式，例如封建制、神权制、奴隶制、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不能实现最高和最普遍的自由，因而会被自由民主制所淘汰；社会问题的存在也不能用以证明历史还没有终结，这只是反映了有很大部份人类在意识和物质上还没发展出最普遍的自由。福山这种见解其实就是一种稍微庸俗化、但大致上符合黑格尔原意的历史哲学。
我们可以用黑格尔著名的植物比喻来理解这样定义的历史：植物生长的最终阶段是果实，但这只是逻辑上的最高可能，并不保证每一颗植物都将会达到或已经达到果实阶段；一颗植物由种子生长成果实费时一个月，另一颗费时三年，另一颗在长出茎部的时候已经死亡，又有另一颗植物处于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准备开花，但突然遇到冷空气，苞片一时封闭不开⋯⋯但无论如何，这些经验上的具体植物都不会动摇果实阶段高于种子阶段这个逻辑。历史的定义与植物同理，它有著最终阶段，即自由民主制，但在经验上许多国家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至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对历史发展的论述，其实都将“历史”规定为人类自我实现的阶段问题，而不是经验时间流逝的问题。绝大部分人，包括历史学者和哲学家，都没有把历史与时间这两个性质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区分，而是将历史直接等同为过去。若果把历史定义为时间的流逝，而不是意识的阶段发展，那当然就谈不上历史的终结，因为这等于说时间有终结。任何人当然都有权利不认同黑格尔与福山对“历史”的定义，但假如我们不以福山所定义的历史来理解他的分析，反而以惯常的含混用法来嘲讽他的判断，那就会犯下稻草人谬误。
历史的终点为什么是自由民主制？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真正受争议的地方，是“历史终结在自由民主制”这个观点。他认为90年代西方国家的稳定发展，而共产主义阵营渐渐衰亡或进行自由化改革就是最明显的证据。归根究柢，福山认为人的天性追求个体自由和社会尊重，而自由民主制最能够普遍地满足每个人的这些需求。自由民主制之外的社会形式不能持存，便是因为认识不到人的自由天性（例如古代的奴隶制），或者是制度上无法满足大部分个体的自由需要（例如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
就是因为这种观点，福山常常被批评为西方中心主义者，或者是空想的自由主义者，对西方阵营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视而不见。然而，福山虽然认为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式，但并没有以道德性的言辞歌颂自由民主制；他也曾经与布什政府划清界线，拒绝支持美国以自由之名入侵伊拉克。
即使回到《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时期，福山也对“自由民主主义”非常警戒，长篇引用了尼采的“末人”（Der letzte Mensch）概念刻划现代人类的精神软弱和毫无斗志；他也基本赞同黑格尔的战争论，认为国家之间的定期交战可以让过惯了和谐生活的个体国民面对死亡的挑战，从而活化精神的斗争性格。
福山因此不断抗拒自由主义的标签，宣称自己只是观察到人类社会的自由化，而并不是支持它，更不承认自由民主制是完美的阶段。福山甚至相信人性虽然追求自由与平等，但在实现了平等之后也很有可能感到无比厌倦，变成反对平等，继而使社会有倒退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和优胜劣败原则便有了存在的必要性，能够满足一些人主宰他者的心理需求。如此看来，福山的比较政治学背后，其实是一套心理主义（psychologism）预设，将社会还原为追求平等和追求主宰他者两种矛盾心理的拉锯过程。
福山是黑格尔主义者？
福山其实从来没有如评论者所言，推迟了历史的终结日，或者“修正”过他的历史终结论，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提出什么自由主义乐观宣言，而只是用一个庸俗化的黑格尔哲学来分析后冷战政治发展。
说福山庸俗化黑格尔，原因在于他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简化为意识，也没有区分精神哲学对意识与无意识关系的描述；黑格尔在1822至23年的世界历史哲学讲演中，确实描述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同时指历史的目的）就是人类实现了极致的自我认识、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分裂状况消融在绝对性之中，而唯有这种本体论上的和解才得以被称为自由。福山对这些宗教性深远的论述关系不表关注，他对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也只是取其皮毛。
当然，黑格尔也只是一个对比参照，而并不是一个终极权威，福山去除了带有神学色彩的术语，将古典哲学简化成一套世俗化的、现实主义的比较政治学原则，这种做法完全值得称道。但正正因为福山只抽取了黑格尔的历史判断，而没有追溯黑格尔的本体论预设，所以黑格尔所批评的传统哲学错误，即康德主义的困境，福山自己都犯上了。
康德的批判哲学将一切特殊性看成病理的（pathological）、减损著普遍性的东西，而为了达到严格的普遍性，一切特殊性都需要被剥开；而黑格尔则定义具体的普遍性必定包含特殊性，普遍的法则不能不透过特殊东西表现出来。我们在此不用细究黑格尔与康德之间的形而上学差别，只需要理解黑格尔对康德的这个批评：黑格尔认为一种抽象的、不包含特殊性的普遍性只不过是概念上的僵尸，没有区分现实的能力，甚至连解释自己也不会成功。
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制，正正是这种政治学概念上的僵尸，完全理解和区分不了特殊性的差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MeToo 等社会运动，以及普京与习近平各自提出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种种具体脉络差天共地的社会论述都被福山当成是同一类政治现象——过于侧重自己特殊性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而这种政治新风气正在减损自由民主制这种普遍人类的渴望。
但是，如果福山认为每个具体的、特殊的政治现象都与自由民主制对立，那其实就等于说自由民主制自身并没有具体性和现实性。就是因为福山从来都把自由民主制看成是无条件和无主体、直接反映普遍人性的社会形式，所以他常常回避一个事实：每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都建立在殖民主义和支配他国的历史上——事实上，“人类整体”从来不是一个有效的政治主体，西方自由民主制也不是“人类整体”的活动，而是欧美白人、资产阶级、殖民征服者这些具体、特殊的人的活动。这种抽象普遍概念引起的幻觉，也使得福山只能看到每一个国家在自由的路上各自修行，而一个国家如何影响另一个国家的自由发展，却完全不在他的视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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