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歧途》东条英机：一手推白色恐怖，另一手抓紧群众的心

【编按】每当日本在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都会挑起国际争议，因神社供奉著十四名二战甲级战犯。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想必是二战日本首相兼军政领袖——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到底凭甚么由陆军中将攀到国家的最高位置？
本文原题为〈东条英机：牢牢抓住多数灰色群体〉，出自马国川《国家的歧途：日本帝国的毁灭之路（1912—1945）》。

回顾前文：《国家的歧途》：日本如何与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组成轴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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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27日，“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国民力量大结集演讲大会”在大阪中央公会堂召开，时任首相的东条英机出席了演讲大会。当他演讲完毕准备退场时，被狂热的群众团团围住，他的汽车只能龟速行驶。次日刊出的《朝日新闻》报道了当时的热烈场景——

数千名狂热听众挥动帽子、扇子，欢呼“万岁万岁！”⋯⋯霎时间围住了东条。“好好干，干吧！”“歼灭美英，拜托东条阁下了”“东条首相万岁！”汇聚的市民热情高涨，狂热完全变成了对东条的感激。

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东条英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1948年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发动战争、侵略别国、反人道罪等罪行判处绞刑。他发动的战争，不但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将本国推入了战争深渊。日本民众不但生活极其困苦，自己的家人还被送上战场。奇怪的是，在战争期间，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却对东条非常崇拜。东条被视为“国民英雄”，受到日本各地国民的热烈欢迎。

其实，东条英机并不是一个“克里斯玛型”（charisma）的人物，而是一个资质平平、能力一般的军人。他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其父是陆军中将，据说是日本陆军中能够看懂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第一人，曾经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但是父亲的智商并没有遗传给到儿子，东条英机在军校成绩非常普通，整整考了三次才如愿以偿地进入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深造。

东条英机永远是一脸严肃，衣帽整齐。陆军元老宇垣一成曾经回忆说：“提起东条，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动不动就拿出笔记本不停地记这记那，根本就无法想像这样一个人竟然也能当上一国的内阁大臣。”

确实，东条英机似乎患有“笔记强迫症”。每天他都要同时在三个不同的笔记本上记录自己经手的所有事件，还按照时间对这些笔记小心翼翼地归类整理，梳理出哪些事情是正在做的，哪些已经结束，哪些需要向上级汇报，哪些要向下级训示。东条英机从不要任何助手帮忙，整理这些资料是他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据说他在外驻军时，连给夫人的家信都要认真进行编号，以方便管理防止丢失。

东条英机的优点是为人雷厉风行，办事干练果断，素有“剃刀”之称。不过他虽然长于行动，却短于思考。被誉为“日本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对东条的评价是：“他的能力只能保管多头库里的二十挺机关枪，超过二十挺就无能为力了。他能不厌其烦地把所有资料全部记在笔记本上，但如何运用这些笔记的内容就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石原曾当面讥讽当时已经晋升为陆军中将的东条英机为“东条上等兵”。战后东京审判时，盟军检查官问石原莞尔是不是曾经和东条英机意见对立，石原的回答是：“绝对没有。东条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见，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

东条英机也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有一次他视察陆军航空士官学校，问一名学员说：“敌机怎么打下来？”当学员回答说是用机关炮时，东条教训道：“不对，敌机是用精神力量击落的。因此，即使是机关炮也无法打下来的情况下，哪怕是敢于用身体冲撞式袭击也要将其击落，即精神力量变成身体冲撞这一形式表现出来的。”视察结束后，他还批评学校教育，强调“发扬决死勇战的气魄，教育应该是全盘精神主义。”

虽然和希特拉、墨索里尼并列为二战“三大元凶”，但是和后两者比起来，东条英机实在缺乏魅力。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东条英机在担任首相时，还兼任内务大臣和陆军大臣，因此被一些议员质疑为独裁政权。1943年日本第81届议会开会时，东条英机否认自己是独裁者，“常有人提起独裁政治问题，希望能在此加以澄清⋯⋯东条本系一草莽之臣，与各位初无二致。所不同者，只是我被赋予总理大臣之职，因此得蒙陛下恩泽而耀然发光。如无陛下之光，实与顽石无异。因蒙陛下宠信，荣任此一要职而耀然生辉，此与欧洲诸公所谓独裁者迥异其趣。”

问题是，这样的人为甚么会成为日本民众的偶像呢？除了军国主义洗脑教育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东条英机善于利用现代手段蛊惑民众。

1940年代是图像、声音媒介急速发达的时代，东条英机也是最早有意识用到这些媒质力量的政治家。根据规定，日本新闻电影公司制作的新闻片“日本新闻”要在全国电影院上映。身为首相的东条英机屡屡在“日本新闻”里亮相，国民经常看到他演说的身影。那时日本每户人家的广播普及率为45.8%，广播的影响效应巨大。东条英机也借助电台广播的影响力来塑造个人形象。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在临时议会上发表首相施政方针演说，《朝日新闻》报道说：“东条首相语调庄重，声音活泼。十七日下午七时，他的亲口演说凭借着电波飞至全国各地，十余年来期望已久的‘议会之声’，虽然播放的是录音，但实现了广播。”开战后，他也反复亮相电台。

东条英机自己希望通过现代媒介，营造出一个强烈形象：不断出现在国民面前、率先行动、断然决断的领导者。他也达到了目的。1941年《文艺春秋》的一篇文章说，东条“严格行事，出色完成，此乃东条独擅”，“在勤于工作这一点上，会毫不犹豫地推崇他具有历代政治家所缺乏的特长”。1944年日本放送协会编的《广播年鉴》也评论说，东条英机“或通过官邸麦克风，或通过演讲会等，屡屡进行实况广播，常常显示出领导一亿国民奋进的气概和热忱，这使全国人民齐受感动。”

东条英机常常把自己曝露在国民视线下。当时，希特拉正是全盛时期，经常乘坐敞篷车到处威慑。东条英机也刻意模仿这位德国的独裁者，在外出或视察之际热衷于乘坐敞篷车。《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反复出现“汽车（敞篷）”的记载。1942年某日就记载，“汽车敞篷。途中遇雨，仍开着敞篷返回官邸。”

东条英机还打造出了一个新颖的“领导者模式”。他常常在事先未告知的情况下，直接前往官厅、物资配给机构等，进行“突袭式”的实地视察，声称这样可以准确地把握国民生活的实际情况，改善低级官吏没有效率的“衙门作风”。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突然袭击”都能够“及时”被媒体发现。因为媒体经常大幅刊登诸如《忙中求忙的东条》、《乘坐折扣市电的市街视察》等新闻，详细报道首相的突然视察，连现场照片都刊登在报纸上，还赞扬他“干脆的政务处理、闪电似的民情视察⋯⋯国民从未如此贴近地感受到首相”。

东条英机有时还亲自检查住宅街的垃圾箱，批评人们扔掉还可食用的食物和还能再生的物品。显然，作为一个政治家，东条英机具有精湛的表演能力。宇垣一成大将曾在日记里评论说：“一看他当上陆军大臣和总理时的样子，感觉他竟然演戏之处颇多。”有人讽刺说，这或许是遗传，东条英机的曾祖父就是能乐（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艺人。一位经常见到东条英机、负责大本营陆军部报道的人说：“（东条）无论甚么都要亲临指挥，遇事则表明自己的意志，阐明应该前行的方向⋯⋯东条或许更加符合当时风潮，更有人气。”

一个历史细节说明了东条英机的“成功”。在东京，东条英机每日早晨骑马散步，经常有人在附近小巷等候，只为一睹其人。一见到东条骑马身影，顿感幸运至极，“宛如神助”。

其实，东条英机自己很清楚，民众就是盲从的群氓。有一次，他对自己的亲信如此坦白自己对“群氓”的认识——

国民的大多数是灰色群体，仅一小部分人会玩弄种种批判性言行。所以，作为率领民众的领袖，重要的是牢牢抓住多数灰色群体，逼迫他们前进。大多数灰色人群听任领导说白道黑，他们都会言听计从。自然，如果对其放任自流，那是百年等待也河清难俟。

民众是容易被欺骗的，可是这些低端的政治表演，却难以蒙骗有识之士的眼睛。东条英机接二连三的视察民情，尤其是检查垃圾箱的行为，招致知识分子的反对和皱眉反感。有人批评说，报纸在有限的版面大写特写这类拍马溜须的吹捧报道，有意义吗？东条作为首相，难道没有其他该干之事了吗？

东条英机对外界的批评非常敏感，睚眦必报。有一次军事参议官西尾寿造大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随口说了一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去问那个每天早上翻垃圾箱的家伙吧，他清楚。”很快，这位讽刺首相的将军就被打入了预备役。曾讽刺东条英机的石原莞尔，其战略学著作也遭到禁止发行的处分，由宪兵队监督强行绝版。一位记者对东条英机提出的“本土作战”提出批评，东条就将该记者强征入伍，并且送到战斗最激烈的硫磺岛前线。

更重要的是，东条英机通过言论管制，彻底封死异议者的声音。从“九一八事变”前后至战时，日本铺设了举世罕见的新闻出版检查体制。东条英机上台后，言论空间更加收紧，内阁、军部均有专设部门专事言论管制。内阁情报部每月召集名曰“杂志、出版恳谈会”的例会，参加者均为各大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编辑责任者。会上，从对“问题内容”的删改、“调整”通报，到希望以媒体、出版社的名义“自行编纂”的指导性内容要求，再到对不符合规范的内容的“建设性批评”，对编辑事务全面干预。政府还颁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所有的结社、集会都从申报制改为许可制，强化了政府对出版物等的取缔权限。特别是战争开始后，报纸刊登甚么样的内容，都要由情报局、内务省、陆海军报道部、航空本部、警视厅审查课等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审查。在高压下，报纸也转向和政府合作，报道违背自己良心的东西。《朝日新闻》制定的报道方针直白地说：“紧紧跟着政府一起走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和希特拉、墨索里尼比起来，东条英机没有秘密警察和褐衫军，但是他曾任宪兵司令，在任期内大力发挥宪兵的作用。宪兵秉承东条首相的旨意，横行无忌，不仅弹压国内反战运动，压制反军队、厌战情绪，也疯狂地监视和镇压东条内阁的政敌。曾任东条英机副官的东京宪兵队长最有名的一句话便是，“东条首相若喊‘向左转’‘向右转’，你们这些阁僚不是应该乖乖服从么！”

使得东条英机的形象变得阴森而瘆人的，除了“宪兵政治”，还有恶名昭著的“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这个思想警察组织特权日益扩大，几乎无处不在。有人记下了一段亲身体验过的经历：在东海道线的火车里，如果阅读了《中央公论》，就会有样子像特高警察的年轻男子紧挨着你坐下来，问“你抱有甚么样的观点呢？”据说，东京大学的学生从乡下来到东京，租房住下后，身份调查、藏书调查也就接踵而来。这是因为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学生中，赤色分子最多，所以被尾随上了！

“特高课”对自由主义作家、学者、新闻记者进行跟踪、恐吓。如果不进行积极配合，“思想犯”就会被拘留29天，期满后还会被换到其他地方继续拘留。很多时候，他们被要求连续盘坐24小时以上，稍微伸一下腰就会遭到拳脚相加。“思想犯”必须写下认错书，交代自己的家庭背景、工作经历、朋友亲戚、参加过甚么政治活动以及自己的政治理念是如何形成的，等等。“特高”还会动用绑架、酷刑，甚至肉体消灭的极端手段。而所有这一切迫害，都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崇高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合理合法”地操作的。

意识形态部门、宪兵组织和思想控制机关立体化作战，形成“白色恐怖”的天网，异议者噤若寒蝉，没有人敢说“不”，“异端”思想的空间荡然无存。没有了多元信息，只有一个声音，再加上东条英机的表演，自然使得“灰色群体”信以为真，强烈支持东条。自由主义评论家清泽洌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的日记里写道：“东条首相从早到晚演说、访问、街头慰问，一人承担五、六人份的工作。结果好评如潮。作为总理大臣，其最大职责便是证明其所作所为都是人民的要求。”

1941年1月8日，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发布《战阵训》，要求全体官兵发扬武士道精神，敢于为天皇战死，“生而不受俘囚之辱，死而勿遗罪祸之污名”。这成为日军很少投降成为俘虏的主要理论依据。尽管当时日本严重缺纸很多刊物都停办，但《战阵训》却被大量印刷成册发给每一个士兵，许多民众家里也有东条背诵《战阵训》的录音。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东条英机就是“救国英雄”。可是，这位“一心为公”的“救国英雄”把别人家的孩子送往战场充当炮灰，自己的三个儿子却没有一个从军。也正是这位“国民英雄”，把民众推到了无尽的战争苦难的深渊。

这既是日本民众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之一。东条英机早已经成为历史。问题是，后人是否汲取了历史教训？

《国家的歧途：日本帝国的毁灭之路（1912—1945）》

作者｜马国川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本书内容获“中和出版”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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