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政治的重点是“实际上做什么”,而非“应该做什么”
十五世纪是佛罗伦斯的黄金时期。那里商人熙熙攘攘,商队络绎不绝,使得佛罗伦斯成为富甲一方的传奇城市。美迪奇(Medici)家族是当时成功和出名的名门望族。该家族从事银行业起家,慢慢积累起巨大的资本,甚至一度成为了罗马教皇的债权人。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亦助长了该家族的政治野心,因此他们的下一步棋,便打算谋取教皇之位及城市的统治权。不过该家族除了惦记政治博奕外,还是记得发财后要立品的道理,所以他们对于人文学科和艺术创作的支持素来不遗余力,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斯是一个天才涌现的地方,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阿伯提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
在这个城市里还住著一个人,他以政治现实主义闻名于后世,写了一部仅一百六十多页,名为《君主论》(The Prince)的薄薄小书,就足以引来了近半个千年纪以来的热情追捧或疯狂谩骂:耶稣会的修士们视他为“魔鬼的罪恶同伙”;英国历史学家、辉格党的政治家麦考利勋爵在1827年表示“在文学史上,我们怀疑是否还能找到哪个名字,能像他这样广泛地招人厌恶。”;罗素说他的《君主论》是“为暴徒写的手册”;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倒是对《君主论》赞不绝口,甚至为再版的《君主论》写了一段序言;英国的《卫报》曾经评价过《君主论》,称这是一本“博取政治利益的终极手册”。此人到底何方神圣?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人的名字的形容词形式“Machiavellian”,现今这个字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些人,特别是政治家们,在政治上很狡猾,不惜代价去攫取政治利益;当然这字还可以用来形容一般人,特是那些人在我们看来是机会主义者、只会投机、丝毫没有道德感的人。
现代政治哲学之父
这个长久以来引起人们爱恨交缠的人,便是人称“现代政治哲学之父”和现代宗教批判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1469年,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出生在佛罗伦斯的一个中产家庭,其父亲是当时一位很有文化的人文主义者,从事律师工作。马基雅维利在青年时便在佛罗伦斯大学接受当时最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大致沿袭了中世纪时期的教育课程,主要学习逻辑学、修辞学和语法,加上算术、天文、音乐和几何学。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那个年代,与邻近的现代统一民族国家如法国与西班牙相比,意大利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的局面,周围的强权如法国、神圣罗马帝国、教皇国,甚至意大利诸小邦的统治者皆乐于见到意大利分裂,生怕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意大利崛起。佛罗伦斯是意大利诸邦之一,当时尚有威尼斯、热那亚、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等小邦,这些小邦仍不时陷入兄弟阋墙,一些小邦有时甚至引周围的国家入侵意大利,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图谋。
马基雅维利生活的佛罗伦斯,也陷入了支持罗马教皇的教皇党,与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帝党之间的斗争,而马基雅维利也在自己的著作《佛罗伦斯史》对这场内斗做了精彩的战地报告。1469年,伦罗伦斯迎来了一位杰出的统治者,人称“伟大的罗伦佐”的罗伦佐・德・美迪奇,他对城市发展的贡献良多,使佛罗伦斯出现了繁荣时期。不过,好日子的光景不长,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刚完成了统一的法国跃跃欲试,举兵进入意大利,企图获得那不勒斯的统治权。不过此时佛罗伦斯的统治者是“伟大的罗伦佐”的继承者皮耶罗二世,此人被称为“不幸者”,这个称号大致可以使人理解到他的政治生涯究竟是怎样的了:在法国军队进入意大利时,此人不幸押错注,选择站在那不勒斯那方,结果惹得法国军队于1494年入侵佛罗伦斯,愤怒的公民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不幸者”,起来驱逐了皮耶罗二世,并建立了佛罗伦斯共和国。
新建立的共和国由1494年持续到1512年,它的实际的统治者是一位圣多明会的修士萨佛纳罗拉。此人很聪明地利用了民众的不满和对于未来的恐惧心理来进行神权统治。不过很快,在1498年5月,这位修士在反对派的策划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迫害下,被绞杀和焚尸。马基雅维利在后来的《君主论》中写道:一个统治者建立了新秩序,但如果没有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最后仍免不了灭亡,而且马基雅维利感受到利用人们的恐惧来统治的可能性。1498年,马基雅维利被任命为共和国的第二秘书厅秘书长,随后又被任命为“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在执政团的领导下负责外交和军政事务,一直至到1512年共和国灭亡为止。这十四年的政治生涯当中,他除了处理日常军政事务外,还到访外国和意大利诸邦,并向十人委员撰写赛后报告。
1499年,亚历山大六世与情妇的儿子切萨雷・波吉亚,在自己的教皇父亲支持下,开始征服一些意大利小邦。此人的阴谋诡计、攻城略地、暗杀敌人等手段让马基雅维利大开眼界,尤其是波吉亚以自己的国民军取代了当时恶名昭彰、无情无义和见钱开眼的雇佣军。启发了马基雅维利后来认定了雇佣军是导致意大利陷入灾难的根源,并决志要建立属于自己城市的国民军。稍后,马基雅维利建立了本国的国民军,并以曾为波吉亚效力的人训练军队,最终成功征服了比萨。波吉亚此番强人政治家的形象启发了马基雅维利,使他认为波吉亚正是政治家的典范形象。
《君主论》的出现
1511年,在马基雅维利前往比萨时,教皇国与西班牙国王结盟,进攻佛罗伦斯,弱小的佛罗伦斯又怎能顶得住强大的西班牙军队?年轻的共和国就此宣告终结。美迪奇家族在教皇和西班牙的支持下,重新恢复了统治。旧政权恢复后,马基雅维利丧失了所有职务,更被投进监狱。在监狱中,马基雅维利饱受了“吊刑”的折磨,这种玩意是把受刑者的手反绑在背后,用绳子吊起了,先后多次突然松开堕地。之后马基雅维利交出了一大笔的赎金,变得一无所有,便在乡间隐居起来。马基雅维利曾经哀叹:“我不如死了好些,我的家庭如果没有我会较好些,因为我只是家庭的一项负担。”,不过他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就在这个艰难时期,一部对于世界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著作《君主论》横空出世,这部著作是马基雅维利在共和国时期在政治、外交、军事实践中的经验累积和思考总结,马基雅维利希望这部书能够打动统治者美迪奇家族,使自己能够被重新起用。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把政治和道德区分开来,认为重要的是人“实际上做什么”,而不是人“应该做什么”。他认为主宰人的行动和原则不是正义、虔敬等传统道德,而是人们追求权力的自然本性,或者说是人追求生存、安全和荣誉的欲望的必然性。这个思想为马基雅维利带来了不少追随者,例如法兰西斯・培根、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他们察觉这本薄薄的《君主论》,真切地描绘了人类的本性及其所居住的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丝毫没有渗入任何多余的废话。斯宾诺莎在《政治论》中对这位他称之为“敏锐的观察者”和“明智的政治家”的赞美之辞洋溢于字里行间。霍布斯在《论公民》和《利维坦》也表达了跟马基雅维利类似的看法:他俩不只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也否定了传统道德哲学赋予人们“至善”的“应然”道德目的之追求。在霍布斯眼中,人生无非如马基雅维利所言是一个永无休止地追求权力或力量的过程。斯宾诺莎也认为人的“应然”作为通通来自“实然”作为。
教皇国的力量来自何处?
事实上,除了《君主论》外,马基雅维利还写下《佛罗伦斯史》和《论李维〈罗马史〉》两部传世之作。在《佛罗伦斯史》中,他把基督教会,特别是罗马天主教会视作导致整个意大利处于政治分裂、无序、混乱的头号首恶。每当意大利的统一初现曙光时,教皇国便会无耻地引入外敌,摧毁一切努力统一意大利的力量。但一旦有外敌入侵意大利时,教皇国马上以意大利爱国者自居,号召意大利的人民赶走入侵者。除此之外,教皇国还不时挑衅意大利诸邦之间的关系,干涉小邦的内政,引发一连串不可收拾的内战。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更表示,教皇国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总是让意大利保持四分五裂的局面,如果地方不能像西班牙和法国那样,由一个共和国或一个君主来统治,幸福便无从谈起。在马基雅维利的描绘下,教皇国显得非常滑稽,教皇国曾经借查理曼大帝赶走了格隆巴德,后者几乎已经是整个意大利的统治者,现在它先是靠法国的帮助抵消威尼斯的势力,后又借助瑞士赶跑了法国人。教会势力不足以统一意大利,却又不愿意别人征服它。
教皇国的力量来自何处?马基雅维利认为答案可以在人性当中找到。在马基雅维利的眼中,任何宗教都是起源于人性本身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人本性是追求生存、安全和荣誉的欲望。尤其以生存和安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至关重要。基督教能够控制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原因在于它利用了人的恐惧心理。在很多人心中,没有什么比“永恒的惩罚”更使人感到可怕。但教士们和宗教领袖又如何呢?马基雅维利给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答案,他认为他们反而不惧怕这种他们看不到、也不相信的惩罚,然而,他们却成功使人民相信,似乎教士们和宗教领袖对于这种人性的必然性有“免疫”能力。
作为一个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的思考都是由政治角度出发,他认为世俗的统治者固然要提防基督教对于世俗政治的野心,但也必须借鉴基督教的统治艺术和控制手段。统治者自己可以、亦不应该真的相信任何宗教,但要装出自己信仰的样子,使人民觉得统治者是一个很虔敬的人。如此一来,他才能够把政治权力紧紧地抓住手中。宗教是进行统治的工具而已,而绝不可以让宗教掌握政权。马克思曾经评价道,马基雅维利和其他近代思想家们在国家观上已经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参考资料:
《君主论》,[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著,潘汉典 译
《佛罗伦萨史》,[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著, 李活 译
《论李维罗马史》,[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著,吕健忠 译
《马基雅维利》,帕特里克.克里 著,奥斯卡.扎拉特 图,刘凌旗 译,李响 校
《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吴增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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