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真是一门“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伪科学？
01哲学编按：观众看过 Netflix 上的《佛洛伊德》（Freud）之后，可能对精神分析没有加深多少认识，甚或疑感这是一门已成历史的伪科学，只遗留无意识、防御机制等某些值得保留的概念，或对解读文化产品与现象有所用处──但就决不会认为它会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本文针对这点，回应对于“精神分析是伪科学”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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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将精神分析与科学并置，不得不说有点耸人听闻：难道精神分析不是一早已经被认定是伪科学了吗？只要在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输入“精神分析”和“科学”这两个关键字，就可以发现许多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更有甚者，在2005年，法国雷阿雷内斯（Les Arns）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佛洛伊德批判——精神分析黑皮书》（法文原名为：Le Livre Noir De La Psychanalyse）的文集，此书成为法国当年排名第八位的畅销书。本书的作者分别来自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美国等国家，其中有西方著名的哲学教授、心理学教授、历史学教授、精神病医生等。书中用当代的科学哲学和大量的历史资料，表明精神分析既不是科学的理论，也不是科学的治疗方法。作者指责精神分析之父佛洛伊德及其后继者有伪造资料以欺世盗名，贻误患者而不正当牟利之嫌。在书的最后，主编卡特琳娜・梅耶尔（Catherine Meyer）女士甚至如此断言：“如果没有精神分析，人们可以更好地思维、生活和发展。”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谈精神分析和科学？让我们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开始讲起。
卡尔・波普尔：精神分析是伪科学
在科学哲学中，肇端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权威理论大都祟尚“有系统的实证性研究”，认为只有能够被实验检验的理论，才有资格称为科学。精神分析学说从建立到现在的１００多年间，不仅备受主流心理学质疑，而且还遭到科学哲学各种各样的批评。其中最为家喻户晓的，莫过于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作的批评，他认为精神分析是不能进行反证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提出假设，然后是对这些假设进行严格的检验，并通过检验结果证实或否定假设。如果观察证明没有产生所预设的结果，那么这一理论便被“证伪”。这就是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证伪标准。为了使一个学科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必须为它确定一些进行检验的条件，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它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证伪）。（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科学哲学暗示了科学自身的偶然性——因为如果一门科学是可错的，那么至少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它就不是必然的——但这显然与大众甚至是普通科学家对科学的认识相反。这一偶然性牵涉到科学话语的本质等更深层的问题，有机会可以再讨论。）只有那些可证伪的命题才是科学的，而像同义反复和列举了一切可能性或模棱两可的命题，都无法检验，因而是非科学的。可以解释每件事的理论，实际上没有解释任何事。波普尔认为，精神分析理论恰恰具有这个特点。
在《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中，波普尔首先用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类行为作例子，来说明精神分析的不可证伪性。第一种情况中，一个人把小孩推入水中试图淹死他；第二种情况中，一个人跳入水中试图救小孩。然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都能被佛洛伊德理论所解释。按照佛洛伊德的理论，第一个人在忍受著部分俄狄浦斯情结的“压抑”，第二个人则是摆脱了压抑，实现了性欲望的“升华”。所以两种情况都证实了精神分析理论。但这一点恰恰说明了精神分析的缺陷，即它总是能自圆其说，而无法被证伪。而真正的科学是能够被证伪的。
然后，波普尔用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作例子。基于相对论，爱因斯坦预测从远处恒星发出的光在靠近太阳时会被弯曲。这一预测是科学的，因为如果观察到光线没有弯曲，那么爱因斯坦的理论就被证伪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不能同时解释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但精神分析可以。所以波普尔的结论是：“如果一个尚存疑问的理论被证明可以与分歧最大的人类行为相包容，那么也就不可能举出任何一个能够证伪这一理论的行为方式。”精神分析具有伪科学的基本特征，即它可以解释一切情况，可以适应一切变化，可以不断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总而言之，这种“反面我赢，正面你输”的理论原则可以防止任何反驳，从而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精神分析的反击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波普尔的批判有一定的道理。他所举的上述例子，在我们日常生活所碰到的“精神分析理论”运用中随处可见——这种“精神分析”似乎无所不能，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可以用它来解释。直到现在，世界各地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和学生，都还在前赴后继地把精神分析理论运用在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中——文学文本、影像、社会话语等等。可以说，这种“庸俗精神分析”直接来源于大学话语，来源于大学人文学科的话语生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对精神分析的批判，瞄准地更多是精神分析学说的人文学科化。的确，至少在学术产业内，精神分析乃至人文科学是不可证伪的。这些话语自身并不作出预测，遑论实验，教授和学生的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论文和作业）。在这里，精神分析更多地是作为学术从业者完成话语生产、维持学术再生产的一项“技术”。至于它科学与否，估计也没有人会在意。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冈（Jacques Lacan）一向十分鄙夷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s）这个名称，尽管现时的大学系统常常将精神分析归入人文学科当中。这样的批判，不仅来自于精神分析共同体的外部——波普尔和众多批评者——即使在精神分析共同体内部，也存在著对精神分析的“人文学科化”的抵抗。例如嫡系拉康派的大本营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系，除了理论教学以外，一直坚持要求学员进行个人临床分析。当然，笔者并不是全盘否定对精神分析的此类“应用”，但这里触及到的是更大的所谓“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甚至是人文科学的本质问题，在此不表。
拉冈：最接近哲学的精神分析师
但是，我们要知道，精神分析从根本上讲首先是一种心理治疗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精神分析学说并没有陷入波普尔所指责的“不可证伪性”中。佛洛伊德生活的19世纪，现代科学带来的好处刚刚开始体现，佛洛伊德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都对现代自然科学持有正面态度。受科学理性影响，佛洛伊德基于他跟各种各样病人的临床实践，不断地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构建精神分析理论。只要我们翻阅精神分析史（对精神分析早期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沈志中的著作 《瘖哑与倾听》），我们就可以发现佛洛伊德无数次地尝试建构一个首尾一致的、可证伪的假说。
例如在1895年撰写的《科学心理学大纲》（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中，他提出了一个“心理机器”（psychic machine）假说。受当时的生物学、牛顿力学和热力学影响，他在《大纲》中尝试将人类的心理过程完全化约为一些物理元素的量运动过程。然而，在后来的分析中，他发现这个假说无法解释病人的特别是跟语言相关的一些症状，于是他放弃了这一假说，转而建构新的精神器官模型（“无意识、前意识、意识”和“它我、超我、自我”），直到逝世也没有发表这份《大纲》。
更具体地，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一位精神分析家在每次分析中都在进行著一次证伪的实验。如果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理论强调的科学现象的偶然性，还有什么比个人更偶然呢？每个人的精神结构，都受到大至生理性别、民族、文化，小至最微不足道的生活事件影响，这些都构成了每个分析者的独特性。由此，每次精神分析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然是通过假说—验证的方法进行的。分析家只能通过打断或阐释分析者的自由联想，并以分析者的反应来检验他的假说。只有这样，精神分析才能真正地处理每个分析者的独特性。如果可以像波普尔所举的例子一样千篇一律地套用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估计也不会落得一个“耗时”的臭名。
笔者深知，即使精神分析理论通过了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检验，它在大部分人看来，依然不构成一门科学，因为这里还牵涉到精神分析的对象（这对象是物理对象吗？）、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但科学史的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一门科学总是在发展中建构自己的对象的。（这里笔者问一个近乎天真的问题：物理学中的“能量”是什么？没有人可以说“见过”能量。）与很多自然科学一样，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其在精神病领域的学说，在今时今日仍在不断发展中，远远未到完善的阶段。即使连物理学，这门拥有超过500年历史的现代科学鼻祖，依然不断革新自己的理论。精神分析诞生不过120年，我们又怎么能说它已经过时，甚至是无视它在实践中的效果，斥责它为伪科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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