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生忌160年：回看精神分析

2016年5月6日是伟大的心理学家佛洛伊德的160年生忌，然而香港知识界或心理治疗界却没有对这位对当代思潮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作重大讨论。当然，佛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这门学问所针对的是人类各种各样的心理病态，并涉及治疗技术和心理健康。佛氏就曾谈过他心中的理想人格：“精神健康的人，总是努力工作及爱人，只要能做到这两件事，其他的事就没有什么困难。” 因此，精神分析不只是一种描述性的学问，也同时是一门关于实践的科学。

关于治疗技术，加拿大导演大卫．柯能堡（David Cronenberg）在2012年所执导的电影《危险疗程》（A Dangerous Method）就曾引来一时热话，因为电影内容讲述的是，佛洛伊德和另一名精神分析师荣格（Carl Jung）的一段师徒关系，当中涉及他们最终如何因学理和治疗的方法的分歧而决裂。看来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这门学问的影响力看来从来不只在学术圏的范围内，在西方人的具体生活中看来，它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而在理论层次上，近20年——尤其以苏联解体之后——法国的拉冈（Lacan）派精神分析开始被一众新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纳，以用来思考苏联倒台后的西方意识形态操控。无可否认的是，佛洛伊德的思想并不只限制于治疗现代社会西方人的各种病态心理，它同时影响到哲学、政治、社会学、人类学、电影和文化批判等领域。在他160年生忌的今天，是否应该回看他的思想发展和其影响力？

《梦的解释》的颠覆性

让我们先回看精神分析的发展史，当《梦的解释》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于1900年面世时，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可说是颠覆了整个西方学问传统。要知道，从古希腊的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传统以及基督教化的罗马世界独尊新柏拉图主义开始，西方思想便一直不能摆脱理性的桎梏。佛洛伊德认为这种理性主义既抑压了西方人的原初欲望，再加上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打倒了传统宗教的权威，逼使西方人无所适从，从而产生各种各样病态征兆，典型病例如强迫症、歇斯底里、精神病（psychosis）和性倒错（perversion）等。因此，有别于一贯把理性与非理性作二元对立的西方思想，精神分析的颠覆性就在于说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相辅相承的关系。佛洛伊德承认它们之间是相互依靠，即是只要理性对欲望的压抑越大，从压抑而来的反弹也越大，佛洛伊德就称这种反扑为“被压抑之物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然而，一般对精神分析的批判者都认为佛洛伊德把“性”看得太重，即它总说成被压抑的对像，因此过份强调“性”的对人类无意识和欲望的作用。无可否认佛洛伊德就此曾提出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乱伦的欲望来阐述西方人各种各样的病态行为的成因。对于我们以儒家思维为主轴的东亚人来说，这可能是比较难以想像。然而，只要我们看看西方历史，从古希腊到前基督教化的罗马世界的各神话和艺术作品，确实蕴含了一种狂欢乱伦的冲动。无可否认的是，如佛洛伊德所言，基督教的介入“阉割”了这种冲动，情况就如独一无二的上帝清洗了万神殿中希腊人所供奉的众神祇，并颁布了超然的超我（superego）律法。当然，作为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的佛洛伊德，他决不认为让西方人回到原初状态就是医治这些病人的方法。相反，他认为要使得病人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原初欲望，并同时懂得如何勇敢面对它们，才是治疗的目标。因此之故，佛洛伊德认为语言是精神分析治疗中关键的工具，因为只有在被病人言说出来的语言中，他才能找寻那些被压抑而未被说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