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绘意识形态》：在乱世中再思“意识形态”这概念｜方川明
作者｜方川明
不合时宜的、可以省略的前言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难解的概念（或观念），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读者应该知道，这个源自启蒙时期的中性词汇，原本指涉思想研究的专有名称，已经被粗鲁的马克思主义者沾污，变成今天的朦胧模样；可笑的是，关于“意识形态”一词的定义，尽管整天挂上嘴边，但马派学者也难作定论，各派有各自的版本，让人眼花撩乱。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总括前人的用法，发现意识形态起码有三种（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意涵：一，特定阶级或群体所持有的信仰系统；二，幻象般的信仰系统，是与真理和科学认识相反的错误认知或意识；三，意义或观念的一般生产过程。然而，“意识形态”一词除了难以定义，它的使用价值也备受质疑。
一些学者认为，当下的人类文明已踏入“非意识形态”的新阶段。他们深信，经过政教合一的黑暗时期、封建制度的变革与没落、大航海与殖民时代，及共产主义斗资本主义的冷战结束后，随著苏联的解体，以及红色中国的改革开放，意识形态在人间逐渐退场。对于《文明冲突论》的作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和（自称深受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影响的）其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来说，“意识形态”一词没法为我们掌握现今时势，继而扔出“文化冲突”及“历史的终结”等新范式（甚至认为“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务必扔弃）。
说起来，北韩的第三任掌权者金正恩，除了频频与从前的“共产主义敌人”、“美帝纸老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会面，近年也积极向敌对多时的南韩政府示好，大有冰释前嫌之势，部分媒体更看好分裂久远的南、北韩将会议和。上述种种，似乎引证了“意识形态”份属过时之说（别提身为高雄市长的国民党员韩国瑜向昔日的“敌人”中共招手了）。然而，事实真是如此？
几年来，随著国际间的贸易纷争日趋激烈，“意识形态”的说法好像死灰复燃。先不说有人以“新冷战”形容中美两大集团的贸易冲突，吊诡的是，中国在西方眼中呈现了诡异的矛盾两面性：一方面，很多人（包括西方的左派学者，还有本篇文章的主角：齐泽克）视中国为挂上社会主义面具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择手段地加快金融化（以共产主义的俗气老调来说，即是“形左实右的走资派”），哪怕是没有美式代议政制；另一方面，习近平上任以来的中国，有说民企的自主度被逐步收紧，更流传“国进民退”一说，大有共产主义复辟之势；而且据说“一带一路”是旧有“输出革命论”的新包装：表面上的亚非欧地区扶贫计划，实质是赤化谋略 2.0（也有说是“赤贫计划”：让接受人民币支助的国家负上庞然巨债，无钱偿还，唯有向债主国俯首称臣），用以加强中国红色政权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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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难免引起疑问：在深受“后现代主义”及“非意识形态主张”影响的今天社会，到底是分析者不自觉地受制于（不明确的）意识形态，或是被分析的对象受限于（某一种未言明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同时，位于中国南方的香港，基于历史的问题，从过去介于中西之间的贸易港，变成今天（从所谓的国策上看）要融入中国大湾区经济系统的小特区；唯一不变的是，香港仍然是烟雾弥漫的舆论战场。国际上的大小波动，皆泛起涟漪，一如世界的微小缩影。
著实说，上述都是笔者未经深思、纯属（向我呈现的）经验表象层面的资讯概括。然而，正当我们想梳理眼前的讯息，试图认清（所谓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却陷入了新一重疑虑：在资讯量爆炸、被称为 Web 2.0 世代的今天，原先带来便利的网络媒介业已质变；它非但取代了旧媒介，不仅比昔日的纸媒、电视更贴近读者及快速更新，它还（以相同的速度）不断地构成及修正我们的眼前现实。是故，衍生了（老掉牙的）网络资讯的真确性疑惑，也触及了错误意识的源起问题。由此，有别于布希亚式的悲观主义，笔者尝试考究“意识形态”一词之大义，希望有助日后审视社会事实。
图绘阿图塞的意识形态论
《图绘意识形态》（Mapping Ideology）一书，是由齐泽克主编，内里涵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各门意识形态理论。本书绝非单纯的百科全书式典故，它鼓励读者掌握及理解各门派系（有关意识形态概念）之间的深层关系。就此，资深的玩家应知道，RPG 游戏流行一种技能树成长系统，是随著游戏角色的升级来配置、编排他的所长；倘若稍有不慎，错置技能点，后果可能不堪设想（最坏情况是重玩）。
有趣的是，本书的编排有类似的效果：文本的排序，除了是齐泽克以某种特殊的逻辑（下文详述）来编定的，还取决于读者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程度。所以，针对事前未有把握的初阶读者，我建议的阅读次序是：先看齐泽克写的导论〈意识形态的幽灵〉，然后是伊格顿的（非常出色的）概括性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及其兴衰〉，还有伊格顿访问布迪厄的笔录〈信念与普通生活：一次访谈录〉；接著，读者便可自由自在地探索书中各篇内容。
然而，假如读者跟我一样，是追随齐泽克的技能路线，则须按照以下的次序来阅读：先是（晦涩难懂的）拉冈探讨自我功能的〈“我”之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之后是阿图塞的经典文本〈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后是由齐泽克所著的、取自《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首章的〈马克思怎样发明了症候？〉了。就此，我们便到了 阿图塞／拉冈 → 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概念之辩证旅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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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岔一说，西方马派的意识形态学说源远流长，自然各说各话。比如说，法兰克福学派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抵制社会个体本性的同一律逻辑”。作为二战时期的犹太裔流亡学者，阿多诺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横蛮、粗暴的同一律，是资本市场得以运作的基本逻辑。它脱胎自《资本论》里关于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的探讨：为何在价目相同的情况下，两件性质完全相异的东西——比如说，一块切边方包和一支白色粉笔——可以互相交换？道理很简单，全因日趋庞杂的交易形式，压抑了商品原有的使用价值（或本质），继而化作量化价值的一般载体。故此，阿多诺在他的扛鼎之作《否定的辩证法》中，非常同情被工具理性压抑、排挤的差异、异质和多元分子。
所以说，哈伯马斯提倡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彻底地遵循老师阿多诺的想法：它主张一个（极之理想的）纯粹理性的空间，一个与强调粗暴同一律的意识形态相对反的地方；它容许来自五湖四海的社会个体，可以扬弃（既保留又取消）各自的社会身分，恢复自然赋予的先天杂质（种族及性别），真诚地讨论大家面对的社会难题，达致社会共融。尽管我们可以轻易地批评哈氏提出的方案是过分天真，但未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化远景。
话说回头，总之，齐泽克是以黑格尔的概念的辩证法，为本书的排序，一方面梳理“意识形态”的历时性意涵变化，另一方面尝试归结出合乎现实的意识形态概念。云云文本之中，他较著眼阿图塞、拉冈及相关的著述。别忘了，在其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导论中，齐氏扬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要哲学概念争端，并非教科书或维基百科说的“哈伯马斯 vs. 福柯（或法国后现代主义者）”，而是“拉冈 vs. 阿图塞”；可以说，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正是他们两人的合题。
阿图塞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像性关系的一种‘表征’”。据此，阿图塞假定的是贴近笛卡儿认识论的认知主体（下文简称为笛式主体，或我思主体），它没法好好地掌握（实然存在的）自身，就像观察万物的眼睛是不能看见眼睛自身的道理一样，继而形成主客分裂。因此，笛式主体总是轻易地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征召成主体。譬如说，透过家庭、学校及报纸传媒等“外部势力”的教导，我们认定自己是某人的孩子、某国的守法公民等，也认得出身分证或选民登记表上的个人照片正是自己。这一种想像性的认同机制，乃是填补（植根于我思主体体内的）主客分裂的鸿沟；它往往遮蔽了认知主体对自身的实际情况之掌握，所以是一种错误意识。
心水清的读者应知道，阿氏的灵感是来自拉冈的〈“我”之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文中，（据说是结构主义时期的）拉冈提出了“格式塔的身体”一说，它与“碎片化的身体”可谓是相辅相成：有别于其他生物，人类幼童可在（外部的）镜片倒影的视觉帮助下，拥有强烈的自我统一感。
即言之，人类有一种奇特的先天综合能力，凭借外物来获得自我形象；这无疑契合于阿氏的假说，即社会个体是透过学校、宗教和国家（等外物）来构建自我。所以说，我们人类是透过外在化的、具体化的完整身体想像（或假托），压抑早年的不完整的、碎片化的身体之恶梦，构建健全的精神状态。但是阿图塞忽视了自我机制得以实现的条件：之所以如此，是有頼于另一股“力量”、“外部的主体”协助下的内化作用：（作为母亲的）大他者。没有大他者的事先介入，一切皆不可能；更复杂的是，“大他者的介入”也可归结为某种“主体的召唤”。因为它可被追溯至更早的原初虚构，而这一心灵操作是为（预先为将要降生的）主体铺置一个结构性的虚位（故此，拉冈才说：“其实呢，大他者并不存在。”）。因此，作为拉冈精神分析学说的坚定信徒，尽管齐泽克认同阿图塞对意识形态的基本定义（重申一次：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像性关系的一种“表征”），还有它附带的帕斯卡式的践行效果，他执意修正阿氏（对拉冈派学说）的误解与理论不足，还原意识形态机制的全貌。
实情是，自我认同机制比阿图塞的设想得更复杂，非但涉及理想的自我及自我的理想此两种分别座落于想像界、象征界的两种相违（但又相关）的自我形象，还有原初大他者介入各种“失败”效果：官能症（强迫症及歇斯底里）的压抑、性倒错的否认，以及精神分裂的排斥。是故，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作为社会、父母的大他者）所召唤的，不是无缝地接合、完全地认同它的征询之阿式主体，而是举止乖张的卡夫卡式主体：恍如卡夫卡笔下的小说人物，面对社会机关颁布的律令，我们并非认同它，甚至是质疑它，并焦虑地反问一声：“为什么我是你眼中的‘它’？”如果说得太过抽象，上句可换至具体内容：“为什么我是你口中的香港人？我对‘香港人’这一笼统的身分说法深表疑惑⋯⋯”然而，正因如此，卡夫卡式主体透过上述的否定（或抑压）操作，设置了自己得以生存的位置。换言之，意识形态的主体征召务必是经过失败，才能成功的。
我们可否放弃“意识形态”的概念？
我们随著齐泽克的步伐，看过各式马派的意识形态论述，还有晦涩得令人气愤的精神分析概念，终于得出被齐氏修正好的阿图塞／拉冈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想像的是，有人可能想将之通俗化，也有人视之失去了原先的（马派学说专有的）政经批判功能，甚至打算彻底地放弃“意识形态”概念了。无论如何，老套地说一句：《图绘意识形态》仍然是一本好书，它有助我们深入地理解西方马学眼下“意识形态”一说，了解其学术源流。故此，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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