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与帝国》：没有细菌，就没有文明开化？

作者｜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
译者｜李尚仁

病菌与文明

我将就病菌与文明的关系来探究帝国主义下得的病菌史。病菌学说发现特定的病原是特定疾病的成因，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及迫切性去消灭疾病。然而，医师和卫生官员从未完全接受病菌学说。即便在病菌学说已经确立之后，盛行于热带地区或欧美穷人的疾病仍和数个世纪前一样，和肮脏连结在一起。例如，1890年代的霍乱被形容为“由肮脏的人带到肮脏地方的肮脏疾病”。

1870年代的酵素学说（zymotic theory）认为疾病是由分解与退化所造成，而创造了新的连结，将病菌学说与稍早的腐败观念关连在一起，并纳入原先和肮脏腐败相连结的道德价值观，认为肮脏与病菌都会助长疾病。医师相信道德瘴疠和物质瘴疠是相对应的；道德污秽和身体污秽同样令人担忧。就卫生与道德而言，新的病菌都代表了污秽。病菌的“人类带原者”（human carrier）理论认为，即便是最健康的人也可能在体内带有病菌而感染他人，但本人却没有显示出任何的疾病症状，这重申了要根据种族和阶级来进行医学隔离。因此消灭病菌也成为一种清洁行动，清理掉污秽、不干净的习惯与偏见，甚至隔离不受欢迎的种族与族群。另一方面，巴斯德（Louis Pasteur）学派的科学家、公共卫生官员、疫苗接种者和政府，认为消灭热带疾病或穷人的疾病不仅是针对病菌进行疫苗接种，也是改革社会与文化的行动。污秽与病菌的观念在热带殖民地被赋予新的意义，帝国的医疗人员采取道德十字军姿态，对抗殖民地和热带的病菌、疾病与偏见。细菌学在殖民地成为科学与工业现代性的新象征，巴斯德灭菌法（Pasteurisation）和疫苗接种在殖民地许诺了商业与工业的进步，因此消灭病菌经常象征著消灭野蛮。

在亚洲、非洲、澳大利亚及南美洲的不同殖民脉络下，“文明”一词取得了不同的意义。就阶级、种姓与种族而言，它反映了一个群体或社群将其文化优越感强加在另外一群人身上，使得前者能够决定后者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活动。病菌为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歧视和隔离提供科学上的有效性。例如，十九世纪晚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该城的菁英使用“文明”与“病菌”等名词来保护自己的特权，区隔城市的穷人。先是将穷人等同于污秽与疾病的带原者，接著将他们从市中心驱离，改变其日常习惯，大规模强迫接种疫苗。而里约城中日益增长的隔阂有更大的帝国背景。巴西是“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高度依赖外国对成长中的可可与橡胶大农场进行投资，这同时导致移工和都会菁英的增加以及贫富差距扩大。对国际资本的需求导致里约快速成长，国际资本提供资金并且规画和督导经济转型，不仅里约热内卢甚至整个巴西都是如此。城市菁英借由“文明”一词“改革”穷人的生活。由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训练出来的奥斯华多．克鲁兹（Oswaldo Cruz）担任公共卫生总长，采取清洁城市的新措施，引进对都会穷人的疫苗接种。1902年克鲁兹在里约建立细菌学研究所，并在城中展开严格的疫苗接种规定，且限制穷人进入城市某些区域，让穷人远离富人的视线。

在澳大利亚，“文明”用来标示白人居民和亚洲移民之间的分隔线。澳大利亚政府在二十世纪发动了一位记者所谓的“对外国病菌的战争”，基本上这是对中国移民的战争。在政府对“白澳”（White Australia）的想像与规划中，中国移民被视为是危险病菌的不洁储主。当鼠疫于1890年代在中国爆发时，这样的观念变得非常明显。随著细菌理论的兴起，澳大利亚的检疫系统变得更为严格与更侵扰。移民与病菌被视为是同义词，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保护边界不受入侵，甚至在1920年代介入美拉尼西亚与波里尼西亚岛屿的公共卫生事务。澳大利亚的卫生官员如此做，就是认为岛民“原始”而容易受到病菌侵袭，需要现代科学卫生措施。澳大利亚医师在太平洋岛屿建立预防卫生措施，自认为是在将文明带到这些岛屿。

病菌与文明在巴勒斯坦指涉的是现代性与东方主义之间的分隔。李奥．波姆（Leo Böhm）这位犹太复国主义医师在二十世纪初期发起运动，要在巴勒斯坦设立巴斯德研究所，这个运动是要将“旷野”文明化并转变为现代国族。他的努力受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m Organization）的支持与鼓励。该组织的成员抱持同样观点，认为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复国，有赖现代科学与科技的应用。由欧洲一些犹太医师与博士所组成的“犹太医师与自然科学家巴勒斯坦卫生权益促进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Jewish Physicians and Natural Scientists for the Sanitary Interests in Palestine）对此也加以支持。波姆在巴勒斯坦发动对抗疟疾的战争，他认为疟疾是现代文明的祸根。他也教导人们健康卫生的习惯以及检疫制度的好处。

帝国中的病菌

病菌学说的传播以及在殖民地引进疫苗接种，恰巧同时发生三个重要的历史变化。首先，在细菌学发展成一门专科的时候，热带已被认为是个不健康的区域。这又因为巴斯德和柯霍（Robert Koch）的病菌概念以及细菌的发酵作用，而取得更强的说服力。先前是将热带地区的腐败现象连结到炎热，病菌学说则对此提出新的解释与意涵。这既为欧洲人殖民定居热带提供新的乐观主义，却也引发对殖民地病菌的新恐惧。正面来说，它有助于挑战热带疾病的气候决定论，藉著疫苗的帮助，如今有可能成功消灭疾病。在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在炎热的气候下疾病的表现是否不同？病菌在热带是否更具毒性？以及疫苗在热带的高温之下是否会失去效力？

其次是历史的巧合，正当细菌学在1880年代与1890年代突飞猛进时，霍乱与鼠疫数度在不同的热带殖民地爆发，杀死上百万人，而且经常威胁欧洲与北美洲的贸易和边界。“第三场鼠疫全球大流行”于1880年代始于中国，很快就散播到全球。鼠疫于1882年从中国〔广西〕的北海散播到广州（1894）及香港（1894），在1896年抵达印度孟买，肆虐当地直到十九世纪结束。鼠疫散播到马达加斯加（1898）、埃及（1899）、南美洲（巴拉圭，1899）、南非（1899-1902）以及旧金山（1900）；也传播到澳大利亚（1900-1905）以及俄国（1900-1927）。“第五场霍乱全球大流行”起源于印度的孟加拉地区并横扫亚洲、非洲、南美洲以及法国与德国的部分地区。在1893年到1894年间，霍乱在俄国夺走了二十万条人命；在1887年到1889年之间，在日本夺走了九万条人命。“第六场霍乱全球大流行”在1899年到1923年之间传播全球。它在印度杀死了超过八十万人，然后散播到中东、北非以及苏联和欧洲部分地区。

这些全球大流行的爆发连结了病菌和热带，在欧洲的科学与通俗论述留下强烈的印象，认为有必要在热带进行细菌学的介入；这主要是为了保卫当地欧洲人的生命与商业利益。鼠疫和霍乱的爆发严重挑战殖民地既有的卫生预防措施的效力。病菌学说和细菌学似乎是新希望，可以驱散这些恐惧，并提供巩固帝国扩张的新力量。巴斯德主义为殖民医学对抗流行病提供关键的道德与制度的指令。细菌学成为消灭热带地区疾病的动力之一，要让这些地方适合欧洲人居住，并且在殖民地引进现代的农业与工业。

细菌学研究和疫苗生产在热带快速发展，特别是鼠疫和霍乱的研究。柯霍于1883年辨识出霍乱弧菌，接下来华德马．哈夫金（Waldemar Haffkine）于1893年在巴黎研发霍乱疫苗。鼠疫杆菌的发现及其疫苗的历史则更具争议。亚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这位瑞士医师以及北里柴三郎这位日本细菌学者，在1894年各自宣布找到引起鼠疫的微生物。他们分别代表细菌学的两个不同学派，在亚洲进行研究竞争；北里在德国接受柯霍的训练，耶尔森则加入亚伯特．卡麦特（Albert Calmette）在印度支那主持的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耶尔森在1895年于芽庄（Nha Trang）创办印度支那第二家巴斯德研究所。耶尔森和北里于1894年6月都在香港研究腺鼠疫，这场疫情在南中国传播并且夺走超过四万条人命。两团队间彼此竞争，而两者同时在1894年宣称找到引起鼠疫的细菌。同样地，耶尔森、拉斯提格（A. Lustig）与哈夫金在1897年的鼠疫全球大流行期间，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疫苗，相互竞争。

1870年代晚期与1880年代对于不同疾病病菌之搜寻，特别是在热带地区的搜寻，伊兰娜．罗维（Ilana Löwy）形容是“微生物猎人”（microbe hunters）的胜利。除了鼠疫、霍乱、狂犬病与炭疽热之外，细菌学家成功发现并培养许多致病细菌：斑疹伤寒（1879）、痲疯（1880）、肺炎（1882）、结核病（1882）、白喉（1883-1884）、破伤风（1884）、马尔他热（1886）以及脑膜炎（1887）。找出这些病因也开启了发展特定治疗用抗毒血清的道路。在热带“追猎”微生物的想法跟殖民地的狩猎运动息息相关。柯霍在前往非洲时成为野生动物猎人，1906到07年他在非洲的昏睡病研究之旅，从事打猎也包含其中。他在旅程中射杀并解剖了一些动物，表面上是要找出锥虫的动物宿主，但实际上柯霍猎杀任何他所碰到的动物，像是苍鹭、老鹰、鳄鱼与河马。这位德国细菌学家热衷在非洲进行研究，他对当地自然世界的著迷与恐惧，反映了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的侵略冒险性质。野生动物与病原皆被视为非洲令人厌恶而危险的野性，必须加以消灭。

这些微生物猎人大为扩展细菌学的领域。细菌学者在水、土壤以及动物与人体中搜寻，发现新的病菌。柯霍于1902年在特里尔（Trier）进行伤寒研究时，提出了“带原者状态”（carrier state）的理论。他认为健康的个人可以完全没有疾病的迹象，但仍旧在他们的胆囊或肠子里带有伤寒菌，而可能感染其他人。柯霍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为何伤寒在某些人群中一直有传染力，而具有风土病的性质。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的论点是，将人视为病菌的带原者，有助于传播巴斯德的观念，因为任何个人都可能是病菌的带原者，因此都是巴斯德式分析的对象。根据的拉图的说法，巴斯德式的人口是由“有病会感染别人的人、健康但危险的微生物带原者、免疫的人、接种过疫苗的人等等”所构成的。这标示著细菌学研究的两个重要转变。一方面，人体就是病菌的所在而成为研究的焦点；另一方面，这对二十世纪的种族病理学和热带医学有重大影响。柯霍关于锥虫病这类热带疾病的研究，进一步推展这个命题而导致非洲人被等同于疾病的带原者。在东欧，犹太人则被视为是伤寒的带原者而遭受粗暴的卫生措施。

将细菌学研究引进热带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其政治脉络。细菌学发展的同时，帝国主义也到达一个新而关键的阶段：新帝国主义时期。柏林会议（1885）明订此后对非洲的殖民不用战争或流血，只要展现该地是欧洲强权的经济与文化势力范围即可。法兰西帝国很有效地用殖民地的巴斯德研究所来达成这个目的。这些巴斯德研究所透过其兽医研究和巴斯德灭菌法保护了殖民地的经济利益，也经由为当地人注射预防疾病的疫苗而展现其人道主义声誉。巴斯德研究所成为法国殖民霸权与影响力的重要辅助。
 

本文选自《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Medicine and Empire:1600—1960）第九章〈细菌学与文明开化使命〉，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著，李尚仁译，左岸出版，201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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