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玛・褒曼】随风而逝，梦中的野草莓｜朱珏瑾

作者｜朱珏瑾

盛夏午后，女孩一个人在草地上摘草莓，半满的篮子放在她身边。男孩热情地跑了来，对她说大胆的情话，模样主动得近乎无赖。后来他们接吻，篮子从女孩手中掉落，草莓撒了一地。再后来女孩哭了，不为摔坏的草莓，只为自己对爱情的背叛。以上画面被垂垂老去的伊萨克看在眼中。这不过是他故地重游时做的一个梦。梦中的女孩是她的初恋情人，而男孩是他表哥。在现实生活中，女孩最后嫁给了这位表哥。老年伊萨克梦中看到这一幕，是追忆吗，是心痛吗，是忏悔吗。然而一切早已随风而逝。

《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是英玛・褒曼（Ingmar Bergman）极重要的作品，它不仅如早一年的《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那样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也为他后来的“上帝之沉默三部曲”扎下了坚实的根。在这个基础上，他将挖出一条在表达上更直白，也更尖锐的道路。这条路仿佛一直向下通往坚硬的地壳，挖得愈深即与上帝行得愈远，并最终把人跟上帝之间的固有逻辑彻底扯断。他选择成为这个离经叛道者，因为他生命的起点是被父亲及“上帝”毁掉的。

年少时的褒曼体弱多病，常尿湿衣裤及呕吐，但他又遇见了一位极其严厉、总因此惩罚他的父亲。父亲是位牧师，身上这种慈爱与冷酷形象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成了笼罩褒曼一生的阴影。在自传《魔灯》（Laterna Magica）中，他记述道：“一个牧师的家庭仿佛生活在一个浅盘上，避不开别人的眼光。牧师住宅必须得随时接受教区公众的批评和谈论。”上帝在大多数人心中或许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但在幼小褒曼的世界里，他看到的则是上帝如何让他生活在一个冰冷的家庭，不断受罚，再去当众请求宽恕，更看到上帝如何用婚姻捆绑著他的父母。

回到《野草莓》，我偏爱这部电影正因为它虽有褒曼一贯与家庭疏离的冰冷，但在冷之外，你仍能看到纯净的青春，及留在梦境中的一丝甜美。“野草莓”，几乎是褒曼对童年仅有的温暖回忆。他出生后不久，就被带到了瑞典达拉纳省的“夏日别墅”居住，并且“在记忆中常居于此”。跟电影中出现的别墅场景一样，那是一个“仿佛永远是夏天的地方”。他的母亲雇佣了一位年轻的女孩照顾他，女孩名叫林奈亚。褒曼写道：“我当时六岁，特别喜欢她动人的微笑，白皙的皮肤和满头漂亮的红发。我很听她的话，常常采集一些野草莓来讨她喜欢。”林奈亚也爱带著褒曼去游泳，每次游完后“她就用一条大浴巾把我们俩紧紧裹在一起取暖”。童年，夏天，年轻的女孩。青春的样子就像满地野草莓，不需要任何人照料——被摘掉，被踩坏，风一吹过，照样会自然而然地长出来。当童年随著成长早已变成没有归路的田园，“野草莓”折射出褒曼内心一种满是生命力的希望、与父母和解的可能，让老朽的人再次梦见自己回归为纯净的孩子。

另一方面，错误的婚姻关系也常见于褒曼的作品。电影中三段婚姻——男主角伊萨克与妻子，伊萨克的儿子与儿媳，路上遇见的互相嘲讽的夫妻——无不冷冰冰且充满了怨恨。你看不到他们之间有“野草莓的香气”，只感受到那种腐坏的，接近死亡的气息。反倒是路上偶遇的三个年轻人，虽然处在三角关系中，却爱得明媚张扬。刚刚红著脸争论完、扭打过一架，接下来又可以欢快地摘下鲜花，唱起响亮的歌来。伊萨克的初恋曾被表哥插足抢走，婚后又遭遇妻子出轨，看上去他感情生活的失败都是因为第三者的加入。然而这三个蹦蹦跳跳的年轻人出现在他面前，却揭示出一件事——人与人之间并非在他者出现的那天完结，而是在彼此变得冷漠的那一刻。从那刻起，两人的互动变成了厌恶生成器，交流只是在给对方施加刑罚，再被加倍奉还到自己身上。伊萨克这个人物带著褒曼父亲，更带著成年后褒曼自己的影子，电影中他一再忽略掉身边的人，也把自己永远出卖给了孤独。

如何回溯这冰冷的一生呢？如契诃夫所写：“我活著的时候是孤独的，死后也将孤独地躺在坟墓里”，褒曼让老年伊萨克做了一个梦，梦里他见到一口棺材，走近了看，棺材中仰面躺著的竟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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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自己死亡”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写作手法。奥地利女作家伊尔莎・艾兴格尔（Ilse Aichinger）有一个著名的短篇小说《镜中故事》（德文：Spiegelgeschichte，英文可以译为“Mirror Story”或“Story in a Mirror”），即关于一个死于堕胎手术的女人，在手术台上重新“醒过来”的遭遇。她从镜中看到自己被爱人强逼著去打胎，继而一帧帧向前，看到自己怀孕、遇见所爱之人，看到无忧的童年，看到自己忘掉所有语言，回到襁褓之中，直到再次死去。人在死亡后的清醒凸显出在世时的盲目，这种观看充满了无限反省和自怜的意味。伊萨克与棺材中自己的照面，就等于是从镜中审视自己。后来他的初恋情人也举著一面镜子，让他“看清自己”。人生的回溯之旅从棺材中这面无形的镜子中展开，镜子带领他一路回到起点，让他在回望中终于认清自己看似成功，实际上爱情失败、婚姻失败、家庭失败的孤独人生。此时此刻，只有最初的野草莓地是明亮温暖的，然而一切早已随风而逝。

《野草莓》上映几年之后，褒曼来到瑞典法罗岛——一个符合他内心深处的理想，无论外观、色彩、情调、阳光，还是风景、河流、丘陵、树林和石楠丛生的荒野，每一样事物都让他感到愉悦的地方——开始了“上帝之沉默三部曲”的拍摄，并最终在此度过余生。岛屿，迷人又孤独的意象，成了统领褒曼一生及其艺术世界的绝佳符号。远离稳固的社会基础，远离传统基督教框架，彻底放逐生活，在这里，上帝终于“死了”， 褒曼说：“法罗岛是我的避难所。我在这里如在母亲的子宫中一样。”也许到这个时候，野草莓才真正重新生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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