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洛伊德怎样看艺术：从“达文西对童年的回忆”说起

作者 | 陈嘉莹
院外编按：
批评・家是一个时刻准备著的后勤策源地。自2014年上线以来，“批评”（criticize / critical）这个与危机（crisis）有共同词根的词，一直是小站不言而喻的基底。在这个空间中，“批评”兼具动词的进攻性与形容词的反思立场，理论与历史得以相互碰撞，从而勾连具体个案与基本议题的交织。“批评・家”已不定期地推荐过一些学位论文。本次推送的“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语境中的艺术——从《达文西对童年的回忆》开始”这一优秀毕业论文的节选，从佛洛伊德对达文西的研究出发，重新审视文本所留下的历史面貌。《达文西对童年的回忆》及其背后的精神分析对于后世看待艺术的方式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然随之而来的批驳动议在此研究之上亦笼罩了重重迷雾与阴影。作者观各家之言，将视线转向实证主义之外的世界，从而希望能够拨云见日，重新思考这一议题：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语境中的艺术究竟是甚么？艺术作品又是怎样被看待和运用的？若我们搞清楚这一点，那么是否可以免于困在一些外部的众说纷纭当中了？

1910年，佛洛伊德用他著名的精神分析将李安纳度・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童年重整了一遍。这次分析的产物可谓是当代大多数“光怪陆离”的艺术批评之鼻祖——〈达文西对童年的回忆〉（Eine Kindheitserinnerung des Leonardo da Vinci），也开启了精神分析浩浩大军对艺术领域的“讨伐”之战。这场战争绵延百年以至今日。

 佛氏对艺术创作的兴趣从他的《作家与白日梦》中可见一斑，他说到：“现时的一个强烈经验唤起作家对早年某个经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记忆，在此记忆中又产生一个在其作品中可以得到满足的愿望。”他把作家的创作与白日梦者的幻想并置，追究作者创作的愿望来源。这种途径后来被用到李安纳度的研究中。 

他对李安纳度的兴趣可以从1898年致弗利斯的一封信中见得——“或许最著名的‘左撇子’就是李安纳度，没人知道他有过任何的风流韵事”。他也曾涉猎过米莱茨可夫斯基（Dmitry Merezhkovsky）关于李安纳度的研究（《李安纳度・达文西的故事》，The Romance of Leonardo da Vinci，1902）以及斯克纳米杰罗（Nino Smiraglia Scognamiglio）的专题论文。在1907年12月11日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议上，佛洛伊德做了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撰写传记的一些说明。1909年秋天，他接触了一个患者，并称这位患者似乎与李安纳度有著相同的性格，只是没有他的天才罢了。这篇文章最后于次年4月初完成，5月末出版。 

在书中，佛洛伊德提出童年记忆的重要性以及“恋亲丛”（parental constellation）对李安纳度的影响，并指出李安纳度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同性恋者和强迫性神经症者。他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是性欲的一种宣泄，而艺术和科学是性本能升华的两种表像。在此基础上，佛洛伊德提出以“性压抑”为本源的科学研究本能的三种类型：神经性压抑型、强迫性沉思型、替代性升华型。 

关于此文，最大的争议就是“秃鹫回忆”——“似乎我是命中注定了与秃鹫永远有这样深的关系，因为我忆起了一件很早的往事。当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它用尾巴撞开了我的嘴，并且还多次撞我的嘴唇”。 

在李安纳度的笔记本中，这只鸟是写做“nibio”（鸢），而佛洛伊德始终将此词译成“Geier”（秃鹫）。这一错误最初由一位元研究文艺复兴的英国学生埃里克・麦拉根（Eric Maclagan）在1923年的《柏林顿杂志》上指出。对于这一争议的诟病还来自普费斯特（Oskar Pfister），他在罗浮宫中的那幅《圣母子与圣安妮》（The Virgin and Child with St. Anne）中发现了一只秃鹫的轮廓并把它作为潜意识的画谜来解释。 

既然佛洛伊德所用的资料有偏差，那么在艺术史领域，佛洛伊德在此基础上所做的推断应该被全盘推翻。但他是一位精神分析师，所以牌局就乱了。佛洛伊德在后期是知道这个翻译错误的，但在这本著作的1925年版本中，他没有做任何改动。佛氏不止一次对材料弃之不顾，包括李安纳度笔记中关于鸢的寓言甚至是他曾阅读的书本上所作笔记的内容，这不能说是巧合。我们可以把这种“弃之不顾”理解为佛洛伊德自身对“秃鹫”的执著，精神分析在研究艺术家的过程中总是包含著研究者自身意识的介入成分。 

他在写给赫曼（Herman Struck）的一封信中，承认这本书部分出于虚构。而恩斯特・钟斯（Ernest Jones）在1955年就强调指出，佛洛伊德的说法完全承认了他对李安纳度研究的自传性质。斯佩克特认为佛洛伊德贬低李安纳度之父重要性的企图，正好与自身个性的“家庭罗曼史”发展轨迹相符。

几乎在所有《佛洛伊德全集》的标准版中，编辑者们都承认这篇文章在论证过程当中涉及埃及的部分有很大的漏洞，但他们都认为书中的性心理分析是正确的。这也引起许多艺术批评家的不满。艾德蒙・威森（Edmund Wilson）就在《文学的历史阐释》（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一文中指出，佛洛伊德在李安纳度的研究中并不是为了说明李安纳度的天才，甚至也不为了说明美学的中心问题——“价值”。他认为佛洛伊德完全无视了李安纳度艺术中的非精神分析因素，并利用十分有限的历史证据重构李安纳度并建立自己的原理体系。（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在1942年发表的《哲学新解》中重复了这个观点。）在这一点上，克里斯和夏皮罗可以说是有共识的。

佛洛伊德自身却是一直在避免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做艺术史阐释——“艺术家从哪儿获得创作能力是一个与心理无关的问题”。佛洛伊德的探究本就不著眼于艺术史，他也并不探究作品如何产生，他的方式是从作品表现出来的样子去探究里面所暗含的心理（潜意识），这便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上的“类解梦”，他不对作品的社会或是艺术史价值负责。精神分析的材料也并不讲究作品的品质，因为只要是出自这个艺术家之手的作品都可能为我们提供艺术家精神图景的一部分，但艺术史往往只留下杰出的作品。

点击图片，查看达文西的素描手稿：

他只是借释梦的手法，运作于童年回忆、白日梦或艺术作品，通过所有这些途径试图分析人类最原始的潜意识。在他晚年（1933年）为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研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著作所写的序言中也提到，心理分析并不试图解释天才，而是以杰出个人为例，研究人类心智的规律。
 
从此得知，他将精神分析之爪伸向艺术家时，他的意图完全不指向艺术史。纵观国内利用精神分析分析艺术物件的文章，无一例外逃不出佛洛伊德最早的圈子——伊底帕斯情结、性本能、童年回忆诸如此类。殊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笔者看来，如此盲目利用佛洛伊德理论分析艺术作品以图得到实证结果的做法其实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这个方法不能够让我们在艺术史的路途上再迈前一步，也无法为精神分析内部再做任何贡献。在我们无法意识到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对“艺术”的真正用意时，这种做法不过是一次次亵渎了佛洛伊德的最初尝试。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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