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斯·福山︱反对身份政治：新部落主义与民主的危机（下）
作者｜法兰西斯·福山，美国作家、政治经济学者。
翻译｜苏子滢
原创｜澎湃思想市场
对信念的需要
社会需要保护边缘的、被排斥的群体，但也需要通过审议和达成共识的方式实现共同目标。左、右翼政治议程转向对狭小的群体身份的保护，最终将威胁到这一协商过程。补救的办法并非放弃身份的观念——这是现代人理解自己和周围社会的方式的核心，而是规定出更大、更具整合性（intigrative）的国家身份，它需要把自由民主社会确实具有的多样性考虑在内。
人类社会离不开身份或身份政治。用哲学家查理斯·泰勒的话来说，身份是一个“强大的道德观念”，它基于激情（thymos）这一普遍人类特征。这种道德观念告诉人们，他们有一个未被认可的内在真实自我，而外部社会可能是错误的、压抑性的。它关注人们要求其尊严得到承认的需求，并为表达不被承认时的怨恨提供了一种语言。
让这种对尊严的要求消失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自由民主制是建立在个体在决定自己的集体政治生活方面享有同等的选择、行动权的基础上的，但是许多人并不满足于仅被平等地承认为一般人类。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生活状况。现代化意味著不断的变化和中断，以及先前不存在的选择不断敞开。这总体上是一件好事：几代人以来，无数人逃离了那些没能为他们提供选择的传统社区，选择了给他们选择机会的社区。但现代自由社会的自由与选择的程度也可能使人不开心，并与其他人疏离。他们感到自己怀念他们认为失去了的社区和有条理的生活，或者失去了他们的祖先似乎曾拥有的生活。他们追求的真实身份将他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体会著这种感觉的人可能会被一些领袖引诱，这些领袖告诉他们，现有权力结构背叛了、且不尊重他们，他们属于某个重要的社群，这个社群的伟大将再次得到承认。
然而，现代身份在在本质上是可变的。一些人可能会对自己说，他们的身份基于生理、不受他们的控制。但现代社会的公民拥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是由社会互动形塑的，身份取决于人的种族、性别、工作场所、教育、亲密关系和民族。身份政治的逻辑是要将社会分成一个个关注自己的小群体，但它也有可能创造出范围更广、整合性更强的身份。为了使人意识到他们和更广大的公民群体共用著价值和激情，并不需要否定个人的生活经验。换句话说，生活经验可以只是经验——它将个体和与自己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他们分开。因此，尽管在现代世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免受身份政治的影响，每个的民主国家却都可以将它引导回范围更广的、相互尊重的形式上。
首先一个最明显的出发点，是反对那些导致一些群体受伤害、被边缘化的具体虐待行为，例如员警对少数群体的暴力和性骚扰。任何对身份政治的批评都不能说这些情况不真实、不是迫切需要具体解决方案的问题。但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也必须更进一步，政府和市民社会团体必须著眼于将小群体融入更大的整体中。民主国家需要推进政治科学家所说的“信条式国家身份”（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这种认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个人特征、生活经验、历史纽带或宗教信仰上，而是围绕核心价值和信念建立的。这种观念的目的在于鼓励公民认同于他们国家的根本理念，并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识地融合新成员。
要想在欧洲对抗身份政治的负面影响，将会很困难。近几十年来，欧洲左翼提倡的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把新成员整合进信念式国家文化的重要性。左翼欧洲政党以反种族主义为名，低估了多元文化主义妨碍融合的证据。欧洲新兴的民粹右翼则怀旧地回望著日益衰落的民族文化，这些基于民族或宗教的文化在基本上没有移民的社会中，曾一度兴盛。
欧洲必须从修改国籍法开始反抗身份政治。执行这一议程超出了欧盟的能力，因为欧盟的28个成员国都热切地捍卫自己国家的特权，随时准备否决一切重大变革或转变。因此，无论好坏，都只能在单个国家层面上开展行动。为了不再让某些族裔群体凌驾于其他族裔群体之上，国籍法基于血统原则（jus sanguinis）——“血权”，即依据父母的族裔赋予公民身份——的欧盟成员国应当采取新的、基于出生地原则（jus soli）的法律，即“土地权”，赋予该国领土上出生的任何人以公民身份。然而欧洲国家也应当像美国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对新公民入籍施加严格的要求。在美国，新公民除了必须证明已在该国连续居住五年之外，还需要能读、作和讲基本的英语，了解美国的历史和政府，品行良好（即没有犯罪记录），并通过宣誓效忠美国来表明对美国政体的原则、理念的认同。欧洲国家应当对新公民有同样的要求。
除了调整对公民身份的正式要求外，欧洲国家也需要改变基于种族的国家身份。近20年前，一位叙利亚裔的德国学者巴桑姆·替彼（Bassam Tibi）提议将主导文化（Leitkulture）作为新德国国家身份的基础。他将主导文化定义为对植根于启蒙运动的自由理念的平等、民主价值观的信仰。然而，左翼学者和政治家抨击了他的主张，认为他把那些价值观置于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之上了；这样，德国左翼就不知不觉地满足了那些不在乎启蒙理念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极右民族主义者。但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确实迫切需要像替彼的“主导文化”一类的东西：一种能使土耳其裔德国人自称为德国人、非裔瑞典人自称为瑞典人的规范性调整。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但是速度太慢了。欧洲创造了一个值得他们自豪的了不起的文明，一种能包容来自其他文化的成员、又始终能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的文明。
与欧洲相比，美国对移民的欢迎程度要高得多，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在其历史初期就建立了一种信念式国家认同。正如政治科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指出的，一名美国公民可以被指责为“不美国”（un-American），而一名丹麦公民不可能被描述为“不丹麦”，日本公民也不能被指控为“不日本”。美国主义是一系列信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族裔。
如今，必须把内战后出现的美国信念式国家身份重新树立起来，以抵御来自左、右翼双方的攻击。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希望用基于种族、族裔和宗教的国家身份，来取代信念式国家身份。左翼的身份政治提倡者则试图通过强调受害（victimization）来暗中摧毁美国国家叙事的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是在暗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系统性排斥内在于美国的基因中。这些缺陷向来是美国社会的特征，它们必须被克服。但进步人士也应当讲述另一个版本的美国历史，一个侧重于关注越来越广的人群是如何克服壁垒、赢得对他们尊严的承认的历史。
美国的确从多样性中获益了，但它不能基于多样性建立自己的国家身份。一种可行的信念式国家身份必须给出实质性的观念，如宪政、法治和人人平等。美国人尊重这些观念；这个国家有理由不把公民身份赋予那些拒绝这些观念的人。
回到基础
一旦一个国家明确了一种对现代社会确实具有的多样性保持开放的、恰当的信念式国家身份，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的性质必将改变。目前在欧美，这一争论都处于两极化的状态。右翼试图完全切断移民、把移民遣送原籍；左翼则主张自由民主国家实际上有义务无限地接纳全部移民。这两种立场都站不住脚。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把移民融合进该国的信念式国家身份的最佳方案。成功融合的移民会为一切社会带来健康的多样性，融合不当的移民则是国家的累赘，在一些情况下会构成安全威胁。
欧洲政府口头上表示需要更好地融合，但未能贯彻这种说法。许多欧洲国家制定的政策都主动妨碍了整合的进程。比如按照荷兰的“柱状化”（pillarization）体系，儿童会在彼此分离的新教、天主教、穆斯林和世俗系统下接受教育。在国家资助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却不用接触自己宗教以外的人，是很难加速融合的。
在法国，情况有些不同。法国关于共和国公民的概念和美国一样是信念式的，它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念。法国1905年关于世俗主义（laïcité）的法律将教会和国家正式分开，因此荷兰的那种公立宗教学校不可能存在。但是法国也面临著其他重要问题。首先，无论法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普遍存在的歧视都妨碍了该国的移民。其次，法国经济多年来一直表现不佳，失业率是邻国德国的两倍。法国青年移民的失业率将近35%，法国青年整体失业率为25%。法国首先应当通过开放劳动力市场来帮助移民融入社会，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最后一点是，法国国家身份和文化的观念被攻击为伊斯兰恐惧症；当代法国的许多左翼人士在政治上都不接受融合的概念。这令人遗憾，因为这样会使极右翼民族阵线的本土主义者和极端人士把自己定位为普遍公民权（universal citizenship）这一共和理想的真正捍卫者。
在美国，融合的措施将从公共教育开始。几十年来，基础公民课程的教学越来越少，对于移民和对本土美国人都是这样。公立学校也应该停止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双语和多语课程。（纽约的公立学校系统会提供十几种不同语言的教学。）这类课程被宣传为是加快非本地学生学习英语的方法，但经验证据表明它们的效果好坏参半；它们事实上也可能减缓英语学习过程。
美国也应通过对国民服役的普遍要求，来加强信念式国家身份，国民服役会强化美国公民需要负责任和付出的观念。公民可以通过服兵役或者从事市民工作来履行服务，比如在学校教书、或者在公共资助的环保专案等新政所创造的类似岗位上工作。结构设计合理的国家服务和兵役一样，能迫使年轻人和来自不同社会阶级、地区、种族和族裔的人一起工作。国民服务和其他形式的共同付出一样，它让新公民融入国家文化。国民服务可以成为当代版的古典共和主义，一种鼓励德性和公共精神的民主形式，而不只是让公民独自为他们的私人生活奋斗。
融合民族
在欧美，关注融合的政策都需要解决接受移民的程度问题。随著移民人数相对于本地人口数的比例增大，融入主流文化会变得更困难。当移民社群达到一定规模，他们便倾向于变得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与其他群体建立联系。他们也会压垮公共服务、超过学校等公共机构关怀他们的能力限度。从长远来看，移民对公共财政产生的净影响或许是积极的——但前提是他们找到工作，成为纳税的公民或合法居民。大量新移民也会降低本地公民对慷慨的福利的支持，这一因素存在于欧美两地关于移民的论辩中。
自由民主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都能从移民中受益匪浅，但这些国家无疑也有对自己边境的控制权。所有人都有获得公民权的基本人权，但这并不意味著他们在除了自己或他们父母的出生国家之外，还有权获得任意国家的公民身份。况且，国际法也并不否认各国控制边境，或设定公民资格标准的权利。
欧盟需要比现在更好地控制外部边境，这在实践中就意味著要给希腊和义大利等国以更多的资金、更强的法律权力来管理移民的流动。欧盟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欧盟边防局（Frontex）——人手和资金都不充足，并且没有得到那些最想阻止移民入境的国家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除非欧洲外部边界的问题能够解决，否则允许欧盟内部人口自由内部流动的体系在政治上将是不可持续的。
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移民法的执行不一贯。它一开始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数百万人非法入境并居留，随后又开展零星的、似乎是任意的驱逐，这种政策——这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个特点——很难长期持续。但是特朗普对于在墨西哥边境“修一堵墙”的承诺只是一种本土主义立场：很一大部分非法移民都是合法进入美国的，在签证到期后依然留了下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系统，以处罚那些雇佣非法移民的公司和人员，这需要一个说明雇主分辨哪些人可以合法地雇佣的国家身份识别系统。该系统尚未设立，因为太多的雇主都受益于非法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此外，左翼、右翼都有许多人由于担心政府越权而反对设立国家身份系统。
结果是，现在美国收容了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很多年，正从事著有益的工作、养家糊口，在其他方面都是守法的公民。少数人则犯罪，正如少数本土美国人也会犯罪。但是，因为非法移民违反了美国入境法或者在美国居留，就认为所有非法移民都是罪犯的观点是荒谬的，就像认为美国可以强迫他们统统离开美国、返回原籍国一样荒谬。
有关移民改革的基本协定的大纲，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联邦政府可以用严厉的执法措施来控制国家边境，同时为没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这样的协议大概会得到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支持，但铁杆移民反对者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大赦”，亲移民团体则反对更严格的执法。
著眼于如何让外国人成功融入社会的公共政策，或许能出其不意地打破目前欧美民粹主义热潮的僵局。激烈反对移民的团体是由关注点各不相同的人组成的联盟：铁杆本土主义者受到种族主义和偏执的驱使，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但其他人对大规模移民导致的社会变革的速度的担忧更加合理，他们担心现有机构能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关注融合的政策或许缓解他们的担忧，把他们从偏执分子那里拉拢过来。
当穷人和边缘人被他们的同胞忽视时，身份政治就会兴盛。对丧失地位的不满源于真实的经济困境，而消除不满的一种方法便是缓解他们对工作、收入和安全的担忧。在美国，许多左翼人士在几十年前就不再考虑那些雄心勃勃、或许有助于改善穷人处境的社会政策了。谈论尊重和尊严远比提出或许代价高昂，但能切实缓解不平等的方案容易得多。这种趋势的一个主要例外是奥巴马，他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美国社会政策的里程碑。该政策的反对者试图把它描述为身份问题，他们暗示这项政策是由黑人总统提出、以帮助他的黑人选民的。但是平价医疗法案实际上是一项旨在帮助不富裕的美国人的国家政策，和他们的种族、身份无关。该法案的许多受益人都是生活在南方农村的白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说服去给决心推翻平价医疗法案的共和党政治家投票。
身份政治使得制定这种有雄心的政策更加艰难。虽然二十世纪早期围绕经济政策展开的斗争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但许多民主政体都发现，那些持相反经济观点的人通常也能抛弃分歧、互相妥协。相比之下，身份问题更难调和：你要么承认我，要么不承认。对丧失尊严或被忽视的愤恨往往植根于经济问题，但有关身份的争斗往往会背离那些真正有帮助的政策。因此，通过建立更广的联盟来为再分配而斗争，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些同时属于地位较高的身份群体的工人阶级成员（如美国白人）倾向于反对与身份低于他们的人联合，反之亦然。
现在尤其是民主党，面临著一个重大选择。它可以继续尝试通过增加在动员身份团体方面的赌注来赢得选举——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职业女性、LGBT社区等等，如今这些团体产生了一些最狂热的社会活动者。或者，该党也可以试著赢回一些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他们从新政到伟大社会计划以来一直是民主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最近的选举中却投奔了共和党。前一项策略或许能让民主党赢得选举，但就治理国家而言这个方案很糟糕。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个结果对于美国民主将很不健康。
更为统一的未来
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往往会很好地表现在小说中，尤其是试图设想新技术下未来世界的科幻小说。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展望性的恐惧都集中在扼杀个体性和隐私的大型、中心化的官僚暴政上：比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然而，人们设想中的反乌托邦的性质在本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开始发生变化，其中一条线索谈到了身份政治引发的焦虑。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等所谓的赛博朋克作家，看到了一个在互联网推动下产生的、不受中央独裁控制，而由不受控的社会分裂主宰的未来。
斯蒂芬森他1992年的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提出了一个无处不在的“虚拟实境”（Metaverse），个体可以在其中选择虚拟化身，任意改变身份。在这部小说中，美国已经分裂为一个个“郊郡白柱区” （Burbclaves）——只欢迎特定身份群体的郊区社区，如新南非（种族主义者特区，有邦联旗）和李先生的大香港（中国移民特区）。从一个社区去另一个社区需要护照和签证。中央情报局已经私有化，航母美国“企业号”（Enterprise）成了难民们的漂浮家园。联邦政府的权力已经缩小，只涵盖联邦建筑的所在地。
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同时走向彼此对立的超中心化乌托邦，和不计其数的碎片。比如，有的国家正在建立一个巨大的独裁政权，政府会收集每个公民日常交易的十分具体的个人资料。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央机构正在崩溃、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正在产生、两极化加剧、对共同目标的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促成了一些自给自足的社区，它们不是被物理壁垒，而是被共同身份隔离开来。
关于反乌托邦小说的一个好消息是它几乎从来不会成真。对于当前趋势会怎么以更夸张的方式愈演愈烈的想像，会成为一种有效的警告：《1984》成了人们想要避免的那种极权主义未来的有力象征，它能帮助社会抵御专制主义。同样，今天的人可以把它们的国家设想为一个支持多样性扩展的更好的地方，但这也包括设想如何让多样性服务于共同目标、维系自由民主制，而不是摧毁这一制度。
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从身份的角度思考他们自己和所处的社会，但人们的身份既不固定，也不一定生而有之。身份可以用来区分，也可以用来统一；这最终将是补救目前民粹主义政治的方法。
本文原标题为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8年9/10月号，Vol. 97，N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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