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 x 哲学】傅柯、科学与帝国殖民：曾几何时，黑人就如动物
今时今日，谈优生学、纳粹主义、日耳曼人至上主义，大部分人都被教育得很好：一谈种族主义，就会情绪上、道德上觉得很有问题，甚至没有需要争辩的余地。这些极度“政治不正确”的议题有著怎样的历史渊源呢？这种话题却很少有人公开讨论。你有想过，曾经人类制造过很多“很科学”的论述，证明黑人思维更原始，较接近动物，只为说明黑人比白人低等？
你不是人？怎样才算不是人？
中国文化谈“人禽之辨”，通常从道德心出发。《孟子．公孙丑上》中提及人的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以及是非之心。当然，在历朝历代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中，我们还会有四夷的说法：西戎和东夷、北狄、南蛮。但总体而言，以教化、道德德性的培养程度来分高低等贯穿整个评级。
然而，西方在十九世纪却曾经兴起过用各种“科学方法”去排列人种的高低。亦即人禽之辨在于突出的下颚。当中最广为人知的书是1854年初版的《人类的种类》（Types of mankind）。此书由医生诺特（Josiah Clark Nott）以及埃及学家吉列顿（George Robins Gliddon）合写而成。他们将下颚前倾的黑人与年轻的黑猩猩类比起来，将下颚前倾的程度视为生物上脱离动物的程度——以证明黑人在演化上更接近动物，而白人比较接近人。相类似的比较，在解剖学家诺斯（Robert Knox）的《人的种族》（The Races of Man）也有相类似的比较。
除了下颚前倾之外，颅骨测量学都是当时流行的学说。透过计算颅骨的大小，从而推算脑部的大小，再以此去理解该种人的智能程度。虽然我们或会以为这是很久以前的伪科学说法，然而在2000年已经发行第三版的《种族、进化与行为：一个生命史的角度》（Race, Evolution, and Behavior: A Life History Perspective）仍然会出现以下“经典说法”：
男女性别加权后，蒙古人种的脑容量为1364立方厘米，高加索人为1347立方厘米，而黑人则为1267厘米……头脑大小的种族差在出生时已出现。根据美国的全国研究，17000个白人婴儿的头围比起19000个黑人婴儿的头围明显要大很多……脑容量的微小差异意味著两者相差数以百万计的神经元……在人类的脑部大小与智能之间，有著不多但坚实的关联（259-260，内容由笔者翻译）。
要知道这种论述的影响有多大，我们也可以参考收录在1911年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ædia Britannica）的条目，上面如何记载黑人与猩猩属动物的头骨特征斜度类比。
怎样从人禽之别谈到种族问题？
上述图片怎样在科学角度上面证明，已开化的欧洲民族是应该征服非洲，带给非洲先进文化。同样地，美国白人为土著印第安人著书立说，例如在《美国人的头颅》（Crania Americana）会将印第安人形容为“从婴儿到老年，他们的童年一直延续……（印第安人）很大程度上无法以理性思考，无法思考抽象的题目”。能够思考一直是西方“人禽之辨”的主要判准；而脑部大小等等外貌特征，当时被认为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思考。
根据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说法，“种族”（race）到了十八世纪，种族变成解剖学上的名词。“种族”一开始都只是指代文化差异：例如诺曼人以及萨克森人，高卢人以及法兰克人的差异。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将人分成黄种人、红种人、白人以及黑人，透过他们的肤色、体格以及形态学的转变去决定种族，此时才开始有上述的“科学”研究，去证明黑人比起白人精神上以及文化上都要低劣。后来这种观点在政治层面被广泛利用，傅柯将其称为“国家种族主义”（state racism）。
启蒙时代哲学家如康德推崇理性，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使用理性思考理想的社会应有的模样，自我立法并自律遵守法令；同时，人有责任以国家及公众为依归，审视现行的法规是否正当，这样的公民才是社会中称职的政治主体。研究殖民主义的学者如麦卡锡（Thomas McCarthy）在他的著作《种族、帝国与人类发展的概念》提到：对帝国而言，他们的殖民行动其实是一种家长式的引导。又基于黑人与印第安人更接近动物这个假设，在帝国殖民者严重，他们生物上／先天条件不足，“不适宜”成为政治主体，有待开化、教育，使他们能够符合上述自由主义主体的要求。这种定义本身就是傅柯、阿甘本等哲学家提及所谓“生物政治”的向度：即他们究竟是怎样的生物，以及以此衍生的社会管理，以及相对应严苛的伦理规范。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欧洲文化都以这种“人禽之辨”去处理种族之间的关系，从法律上、科学上、社会上定义这些非我族类。这段历史是往后优生学、犹太人灭绝的历史前设，我们必须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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