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激进左翼政治哲学的主体规划（三）：齐泽克与犬儒意识形态

作者｜哈兹米格·科西彦（Razmig Keucheyan）

作者简介｜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内容提要：重塑解放政治的革命主体是当代激进左翼理论的核心论题，洪席耶、巴迪欧、齐泽克从各自的政治哲学创构出发对这一总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笛卡儿式的“我思”进行拉康化重构的基础上，齐泽克指认主体乃是生成于实在界与象征界间隔之上的“消隐的中介”，主体是现实的个体或共同体得以形塑自身的前提，因此其位置在形式上必须为空。在今天这个去政治化的时代，真正的激进左翼必须重新回到列宁。

齐泽克：当列宁遭遇拉康

齐泽克是当代批判理论不可回避的学术明星。从布宜诺赛勒斯到纽约、新德里、巴黎和卢布亚纳（这是他所来自的城市），各地的人群蜂拥而至聆听他的演讲。这种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这位斯洛维尼亚哲学家的思想“风格”。他整合了谢林与拉康的深奥思想，并不时援引大众文化的例子（好莱坞电影、侦探或科幻小说以及各种笑话），整体上还伴有对史达林、列宁等人的半挑衅性引用。这种智识策略旨在模糊“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边界。齐泽克还是几部纪录片的作者或主角，包括那部著名的《变态者电影指南》（2006），其中，他在戏仿电影史上经典场景的同时，还展开了自己的分析。布宜诺赛勒斯的一家夜总会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齐泽克是一位高度国际化的哲学家。他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完成了部分研究，导师为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拉康的女婿及其思想遗产的继承人），并在他的指导下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训练。他用英语写作和出版。在本文提及的思想家中，他是唯一一位来自东欧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批判理论在那片世界并不兴盛，即便重建的基础清晰可见。对齐泽克作品的深度分析将涉及理解这些作品与其出生地的详尽关联。因为，认为一个知识份子是国际的，并不能推导出他并非也是某一国家或地区语境的产物。他的国际化类型实际上与其出生地——特别是其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紧密相关。

齐泽克思想的关键方面在于他对笛卡儿式的“我思”（cogito）的辩护。他的代表作之一《神经质主体》（副标题是“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以如下话语宣告开场：“一个幽灵在西方学术界徘徊……笛卡儿式主体的幽灵。”【注1】这位哲学家将“主体”问题类比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这就暗示了该问题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笛卡儿通过宣称“我思，故我在”阐明了其哲学立场。独立自主的主体观点对自身与理性而言清楚明白，是现代性的根基。它不仅是启蒙规划的核心，而且构成了十九世纪众多解放运动的基础，包括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主体概念的批判从不欠缺，不论是来自哲学传统（例如尼采）还是像女性主义这样的思潮，后者在早期曾谴责“我思”的性别特征。

然而，对启蒙的批判，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主体理论，在二战后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向。人们见证了与现代性自身相关联的种种暴行。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毒气室视作现代“工具理性”的终极表达。曾经致力于解放的理性，如今颠倒为反人性极端暴行的同谋。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尽管没有（或很少）将现代野蛮行径作为理论主题，但也发展出了一种人本主义批判。阿图塞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或傅柯断言的“人之死”都是对此的表达。统治“西方学术界”（齐泽克的术语）的后结构主义观点将主体视为“去中心化的”实体，在这种观点看来，存在一种不可化约的主体位置的多样性，没有“中心”使其统一。“我思”真正地被瓦解了。佛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以及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哲学的转向，则巩固了这一趋势。借用德希达的话说，主体现在被视为一种“语言的功能”。

齐泽克反对主体的瓦解。显然，这并未以笛卡儿或其他人的方式将其引向对现代人本主义的纯粹简单的复归。齐泽克对“我思”进行了一种拉康式的处理。他总是根据《文集》（Écrits）作者（即拉康）提出的范畴来阐释任何事物。在齐泽克看来，主体不是一种“实体”（substance），不是真实的存在物，而是由纯粹的“否定性”所构成的“虚空”（void）。主体出现在“实在界”（the Real）与“象征界”（the Symbolic）的交界点上。齐泽克从拉康那里借用的这两个概念在他的思路中至关重要。实在界对我们而言是不可知的，它指的是先于任何范畴化或类型化的世界——一个前语言的世界。象征界是实在界的秩序化实例。当人们一般地提及“现实”（reality）时，他们指的是象征界，因为实在界本身对我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象征界表征了“对物的谋杀”，正如拉康所说，在这种意义上，它通过使其被我们所理解而取消了作为物的物（the thing qua thing），随后它也就不再是关于实在界的物。不过，实在界从不允许自身被完全象征化，其中存在抵抗的成分。精神分析学称之为“创伤”（trauma）的，是指实在界对象征秩序的闯入或暴力性重返。这种闯入总是可能的，而且易于扰乱象征界。由此出发，象征界因而必然是开放性的。它跨越了时间，但却以冲突性实在界的复兴为条件。

按照齐泽克的看法，主体形成于区分实在界与象征界的间隔（distance）之中。这一间隔预设了象征界不同于实在界，从而允许了主体性的创生。如若实在界与象征界是同一的，或者象征界本身是封闭的，则任何主体的位置都将是不可想像的。在齐泽克看来，主体是一个“消隐的中介”（vanishing mediator）。这一概念源自詹明信。在后者那里，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旦其任务已然完成，便允许另一现象的产生与消失。詹明信运用这一概念来说明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对韦伯而言（按照詹明信的解读），新教表征了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条件。不过，一旦后者产生，它便加速了新教的消亡，因为资本主义促进了世俗化的进程。新教因此是资本主义的“消隐的中介”。

对齐泽克来说，主体拥有类似的结构。因其不可知性，实在界被主体理解为“缺失”（loss）。面对这一虚无，为了不堕入疯狂，主体建构了象征界。为了这个目的，它将自身外化于语言之中，词语（word）作为范例使象征化处于运动之中：“通过宣告一个词语，主体建构了外在于他自身的存在；他将其存在的核心‘凝结’在一个外在的符号里。在（词语）符号里，我——在某种程度上——发现自己处于自身之外，我把我的统一性置于自身之外，置于一个代表我的能指里。”【注2】在外化自身的过程中，主体创造了客体（象征界），但随后便不能再面对面地发现它，准确地说，因为它已经被外化了。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因此便被取消，并且二者现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意味著，在其他事物中，主体的位置依然为空。结果，它能够相继或同时被最为多样的行动者所占有或需要。同洪席耶一样，齐泽克也认为，主体并非具体的、现实存在的共同体。它是具体的个体或共同体得以形塑自身的前提。但是，为了它的产生，主体的位置必须在形式上保持为空。

齐泽克主体理论的必然结果是他的意识形态概念。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指的是现实与个人对其进行表征的方式——尤其以一种错误的或“意识形态化的”方式——之间的分歧与隔阂。这种扭曲可以被归因于个人的阶级立场或其他原因，但其发生离不开人们对它的理解。哲学批判或政治批判将其自身锚定于二者（现实、个人对现实的理解）之间的分歧与隔阂。它的功能在于将意识形态受害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如下事实上，即他们对现实的表像是虚假的。根据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观点（在此，他是齐泽克的出发点），这种经典模型在后现代社会已经不起作用了。原因在于，今天的人们已经极为清楚地知道，由媒体与政治阶级提供的那套话语是虚假的。他们不再是傻瓜，这意味著对斯洛特戴克而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普遍犬儒主义的时代，是对意识形态时代的替代。这种犬儒主义带来了今日批判之有效性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知道现实的支配性表像并非“真正的”现实，那么批判还有甚么目的呢？

在齐泽克看来，斯洛特戴克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错误的，就像他对我们所处时代的诊断一样。后者绝不是“后意识形态的”。事实上，犬儒主义普遍存在。不过，无论其如何普遍，相信这种犬儒主义足以将我们抛入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时代，则是对意识形态本质的误解。因为意识形态首先不是表像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帕斯卡的赌注论证使得澄清这一点成为可能。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意义上，这一论证依赖功用计算。他坚持认为，对个人来说，相信上帝始终会更为有利，因为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信仰上帝得到的好处就是巨大的（升入天堂），正如不信的代价（堕入地狱）也是巨大的一样。与之相反，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个人信仰上帝与否也只是瞬间之事。每一个理性存在因此必须信仰上帝。显然，问题在于信仰是不能被强迫的。一个人不能随意信仰；拥有真正的信仰是必要的。帕斯卡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众所周知：“下跪并且祈祷，然后你就会信仰它。”【注3】

这一赌注论证经常被阐释为展示人的行为对其精神状态的影响。祈祷者将其自身的内容内在化，通过不断地重复，它会逐渐转化为真正的信仰。但是，对这一赌注的不同阐释也是可能的。齐泽克认为，帕斯卡的理性所展示的，并非在说我们的信仰能够在我们心中产生表像。他想说的是，在我们知道拥有表像之前，我们常常已然拥有了它们。与其想法相反，当一个人下跪祈祷时，她已然信仰了上帝。当她认为她将要信仰时，事实上她只是承认某一信仰已经呈现在她的内心深处。因为，真正重要的并非精神状态，而是行动。这就是为甚么我们的时代依然充斥著各种意识形态。尽管犬儒主义盛行，但个人仍要继续表现得彷如意识形态依然有效。阿图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可以通过这一论证得到解释。阿图塞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校、教会、媒体、家庭——与“强制性国家机器”（员警、军队、监狱）区分开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在于借助意识形态，通过将现存秩序在那些臣服于此的人眼中“自然化”来确保这一秩序得以维系。对齐泽克而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导致了对现存体系的维系，甚至在人们感知它们之前。这里涉及一种“信仰之前的信仰”。揭示这一“前信仰”存在的症候是个人的活动，人们展示了对现存秩序的维系，无论一种犬儒式的间隔如何深植其中。

齐泽克认同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对于前东欧国家的知识份子来说极为罕见，在苏联时代，齐泽克也是其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因此，他为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辩护，这一点从一开始便能在其范式的核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发现。更确切地说，他认为经济领域的支配形式——剥削——对于其他压迫形式而言具有优先性。与其重塑笛卡儿式主体的欲望一道，这是另一个见证了这位哲人反对“西方学术界”统治性教条的命题。这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支配了批判理论，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维持其霸权地位之时。但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支配是多元决定的这一观念开始确立，甚至到了成为一种新教条的地步。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发展。这一时期见证了“第二条战线”的扩张，后者动摇了迄今仍被视为核心的劳资对抗关系。另外，各种社会技术变迁，如大众媒体的出现，将文化置于（后）现代生活的中心。布希亚的社会学便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布希亚坚持认为，社会世界是由不同的社会“场域”构成的，每一社会场域与其他的场域相比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就表现为特定的资本在诸社会场域中流通，任何一个并不比他者更重要。

在齐泽克看来，批判理论在滋生支配形式方面已经走出了很远，甚至已经到了无法辨识作为体系的资本主义之特异性的地步。支配毫无疑问是多元的。但是，资本主义的特殊之处在于，所有的支配形式都被同一种现象所支撑，它赋予所有支配形式以相同的“染色体”，即资本积累。当代批判理论家们确实承认经济剥削的存在，但他们认为，这只是诸多压迫形式中的一种而已，如同男性统治或种族主义一样。齐泽克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剥削并非诸多压迫形式中的一种，而是潜藏在它们背后的总体逻辑。这就是为甚么这位哲学家对流行的“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的原因所在，正如他在《为不宽容辩护》一文中所表明的。

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

在资本主义中，人的活动呈现出“任何一种消费品”的状态，即商品的状态。商品拜物教腐蚀了人类活动和行动的所有领域。按齐泽克的说法，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简单来讲，我所要求的是‘回归经济的优先性’，但是并不牺牲后现代的政治化形式所提出的议题，而恰恰是要创造出条件，以便让女性主义的、生态的以及其他的要求得以更有效地实现。”极度贬低女性主义的、生态的或其他的斗争是不应该的。决定论的命题“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有时被其对手描述为一种削弱这些其他斗争形式的期望。在齐泽克看来，这是错误的。简单地说，尽管这些压迫形式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呈现出特定的内涵，但它们不能与反对物化的一般斗争分离开来。由此就形成了其他形式的斗争得以展开的背景，而且这也是为甚么它必须被视为核心的原因。

齐泽克还对“反权力”（anti-power）理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后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早期曾被广为传播。此种理论坚持认为，掌握国家权力不仅是无效的（因为权力在今天已被广泛散布于整个社会有机体中，并且不再集中于国家），而且导致了灾难的发生。他们间接地接受了“反集权主义”的论证，这是这批“新哲学家”的一个预设，即史达林主义非但没有衰退，反而从俄国革命、甚至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存在至今。

如齐泽克所言，反权力的理论家们提前将失败予以理论化。他们已经将其内在化和自然化到了这种程度，即除了位于体系边缘的“临时性自治区域”之外，他们已经丧失了想像的能力。齐泽克坚决主张颠倒“国家中心主义”的批判，正如我们所见，其来源可以追溯到傅柯。他超越了新左翼及其“去中心化”的权力概念，主张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列宁）的权力和国家理论进行重新考量。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绝大多数时间对马克思的诋毁，时至今日，马克思的名誉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恢复。对齐泽克来说，列宁的形象是今天的激进左翼必须加以复兴的。齐泽克声称：“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与政治保守派之间的相通之处是他们都拒绝自由左翼的‘不负责任’（宣导团结、自由等宏大规划，但在必须为其付出代价、采取具体且经常是‘残酷的’政治手段时，又退缩到一旁）。”【注6】在俄国革命期间，列宁曾勇于担负国家的领导权。他非但没有将自身局限于对十月革命的浪漫庆祝，反而致力于将其所得转化为一种持久的社会政治秩序。这也就解释了为甚么他接近于圣保罗，后者通过组织教会，同样致力于基督复活事件的持续。齐泽克以一个颇具挑衅性的公式将这种事件向持久秩序的转化称之为“良善恐怖”（good terror）。在他看来，真正的事件具有如下特征，即它总是要为此付出代价。

注释：

【注1】Slavoj Zizek, The Ticklish Subject: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1991, p.1.

【注2】Slavoj Zizek,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An Essay on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 London:Verso, 2006, p.43.

【注3】Blaise Pascal, Pensees, Paris:Le Livre de Poche, 2000, p.233.

【注4】【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7-148页。

【注5】Slavoj Zizek, The Ticklish Subject: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1991, p.356.

【注6】Slavoj Zizek, The Ticklish Subject: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1991, p.236.

原文出自｜《左半球：图绘当今的批判理论》（The Left Hemisphere: Mapp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 Verso, 2013）

译文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3期

译者｜孙海洋

译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转载自｜新大众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