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史达林遇上毛泽东：中苏共产党合作史

史达林虽然在欧洲失利，在亚洲推进共产主义倒是颇有斩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长年内战后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苏联领导层即刻宣布与中国的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与新政府的敌人，也就是国民党政府，断绝所有关系。

无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增强了苏联在冷战中的地位，但同时也带来了新课题——如何打造新的苏中关系。虽然共产中国的确对苏联有所依赖，但其势力已超过一般所谓的“卫星国”。史达林有理由怀疑，共产中国会重演“狄托主义”的戏码。果真如此，凭其辽阔幅员及其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共产中国搞“狄托主义”给苏联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更严重。此外，经济问题也是造成苏联与共产中国之间不时摩擦、紧张的主因之一。为支持饱受战火蹂躏、百废待举的友邦“新中国”，苏联必须提供各项恐怕只会有增无减的援助。这对还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恢复、经济疲弱的苏联而言，无疑是一大负担。

在共产中国建立以前，史达林就把经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透过军事情报单位的安排，史达林和毛泽东可以透过无线电通讯直接沟通。当时，毛泽东的军队驻扎在中国东北，苏方为确保无线电通讯正常运作，派遣了密使到中国。这些人同时还充任毛泽东的医生。虽然与史达林之间固定有书信往来，毛泽东仍多次表示希望有机会亲自造访苏联。对毛来说，苏联行大概不仅是出于公务需要，还有非比寻常的象征意义。毛渴望藉著造访苏联确认自己的地位：他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史达林的伙伴（就算是“小伙伴”也好）。不过，毛这厢坚持往莫斯科“冲”，史达林这方却也想尽办法拖延、“缓冲”。毕竟，史达林在一开始是避免表现出与中国共产主义分子有紧密接触的，尤其这样的接触又是绕过当时代表中国的政府。此外，中国内部的情势不明，共产党能否在短时间内取得最终胜利？谁也说不准。

就这样，莫斯科坚守拖延战术，毛泽东的苏联行改了好几次期，最后，毛失去耐心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四日，毛泽东语气颇为坚定地告知史达林，他预计于七月中前往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飞莫斯科。十天后，毛收到史达林的回复，内容很明显是要“压”住这位一直要往莫斯科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由于新一波的粮食征购行动开始了，担任领导的同志们从八月开始就会到全国各地工作，一直待到十一月。因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切勿在十一月底以前抵达莫斯科，如此方能和所有领导同志们见上一面。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照办，但这次，他不再掩饰自己的不满。史达林想出的借口不太高明，甚至足以让对方感到受辱。毛公开表示，他了解史达林的真实心意。苏方驻中联络员认为有必要向史达林特别著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莫斯科再度拖延的反应：

根据我对毛泽东超过六年的认识，他听翻译时说，“好，好”，脸上还挂著微笑，绝不表示他对收到的电报感到满意。这其实显而易见（…）他深信，他马上就能到莫斯科去了。显然，这其中有个人需求。他迫不及待要收到回复电报（…）毛泽东早已开始打包行李，连皮鞋都买了（他和所有本地人一样穿布鞋），厚呢子大衣也缝了（…）他现在表面上看来平静，彬彬有礼，殷勤周到，完全就是中国式的客气。至于他真实的内心世界，那就是深不可测（…）。

毛的苏联行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九四八年八到十二月，当中国共产党连续在几场关键战役中取得胜利，毛泽东依旧坚持必须造访苏联。他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发出的电报中写道：“有些问题我必须亲自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当家的做报告。”一九四九年一月初，毛泽东再度表示，希望前往莫斯科“见大当家同志”。不过，史达林依然故我。一九四九年一月，莫斯科再度取消毛的苏联行，但提供了“替代方案”：派政治局成员米科扬到中国。根据米科扬后来的证词，史达林与同志们讨论毛的苏联行时，曾解释为何拒绝毛来访：“西方大概会认为，毛泽东来莫斯科是为了接收指令（…）这可能会伤害中国共产党的名誉，也给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机会，将这件事操作得对中国共产主义者不利。”这个说明确实符合史达林务求谨慎和维持表面中立的对外事务方针。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当米科扬还在中国时，屡传捷报的中国共产党离“完胜”阶段越来越近。米科扬访中期间，苏方和中国共产党也就苏对中军事和经济援助展开谈判。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也被重新检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相关协定是苏联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和蒋介石政权签订的，其基础是同盟国在雅尔达会议上达成的共识。根据此共识，史达林承诺加入盟军的对日作战，条件为美国和英国必须支持苏方收回俄罗斯帝国在一九○五年因日俄战争败战而在远东（译注：包括在日本和中国东北）失去的利益。中国政府承认苏联卫星国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认可苏联在旅顺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也同意苏联长期租借大连港。苏方也实际控制了连接中国旅顺、大连和苏联领土的中国长春铁路。多亏有相关条约和协议，苏联不但在太平洋获得不冻港，也在战略要地占有进攻基地。中国内部对这些不得不为的让步普遍反应不佳。苏联在中国的势力扩张越看越像是危险的政治“倒退走”，无论是莫斯科，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圈，对此皆了然于心。问题关键就在于双方分别做了多大让步。

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后，史达林再也没有理由拒毛泽东于千里之外了。更何况，毛的苏联行的确有事务上的必要：形势变了，中苏必须讨论、解决双方关系中的关键议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从北京出发。十天后，十二月十六日，他抵达莫斯科的亚勒斯拉夫车站，时间刚好是正午。毛的翻译员还记得，车站时钟刚好开始打十二下。这样的“良辰吉时”让毛泽东在莫斯科的首次登场显得更加光彩隆重。在某张摄于车站月台的著名照片中，站在第一排的是亮出军刀的仪队队长、身著元帅军服的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和毛泽东。穿著宽毛领大衣、戴著高毛帽的毛泽东看来颇有架式，加上他比较高壮，在个子不高的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衬托下，更显得突出。同一天晚上，入夜好一段时间后，史达林才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办公室接见这位来自中国的客人。

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否正面？答案很有可能是肯定的。毕竟，史达林和毛泽东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在大国内的“边陲地带”出生，家境贫苦，但还不到赤贫的地步。他们都瞧不起自己的父亲，却都对妈妈充满爱。虽然生活艰困，史达林和毛泽东都受了教育，并因此得以挣脱出身背景给他们的制约，走出不一样的人生路。两个人的阅读量都不小，在自我教育上都费了不少心思，而且就连阅读品味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偏好激进的抽象性人文思辨和知识。此外，他们也都写诗，也视“江湖文学”作品中崇尚“造反”、追求肉体和精神“强人”形象的主角为个人榜样。史达林和毛泽东都是在年轻时加入革命。两人的语言天分都不突出，都不会外语，但对自己的母语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掌握力：史达林说俄语有很重的乔治亚腔，毛说“官话”则有很重的湖南腔。他们都残忍、果敢。实际上，在确立个人独裁专制及治理国家方面，毛泽东运用了和史达林相似的手法，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且无论在史达林生前或死后，毛都重复使用了这些手段：“大清洗”、“大跃进”、“大饥荒”、除掉同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跟在毛身边的医生兼联络员奥尔罗夫为苏联领导层准备了一份对毛的评述，里面有这么一段：“不疾不徐，甚至慢条斯理（…）坚定向目标迈进，但不一定走直路，常常是绕道而行（…）是一位天生的演员。他很会掩饰自己的感受，也可以演好符合他需求的角色（…）。”这些特质在史达林身上也可以找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当史达林庆祝自己的七十岁生日时，毛泽东也满五十六岁了。毛十分尊敬史达林。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私下称史达林为“老头子”。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和史达林会面时，毛泽东的言行也是毕恭毕敬的。他没有要求，也没有坚持，倒是就不同问题请史达林给予建议，也很专心听他说话。史达林并不排斥这样的沟通方式。当毛泽东终究提了不讨喜，却也并非意料之外的中苏条约相关问题时，史达林开始滔滔不绝了起来。他的说明重点为，苏方希望可以“形式上”保留现有的、签于一九四五年的条约，但愿意以对中国有利的方式做“实质上”的修正。史达林解释，之所以需要在政治上加以掩饰，是因为这份一九四五年的中苏条约是苏联、美国及英国的雅尔达协定的一部分。根据史达林的说法，解除中苏旧约将“给予美国和英国法律上的依据，要求重新检视雅尔达协定。这个协定要求日本把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译注：也就是库页岛）南部交给苏联。”这明显是臆测。我们不清楚，毛是在谈话当下就心领神会，或者稍晚才理解到这一点，不过，初听见史达林的说明，毛的确表示同意。接著，双方进入比较令人愉快的话题。史达林同意援助中国。会面在振奋人心的气氛中结束。史达林还奉承了一下毛，提议把他的著作整理起来，出版俄文译本。

虽然当下的气氛称得上友善恳切，但与史达林的会面带给毛泽东的感受应该相当矛盾、复杂。当然，中国领导人得到了许多承诺，表面上也受到足够尊重。不过，若就事论事，针对关键议题，也就是和共产中国重新签订平等的中苏条约，史达林实际上是拒绝了毛泽东。对毛而言，这样的条约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我们可以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看出，毛并未放弃向苏方争取签署新条约，但决定伺机而动。

接下来的几天，毛就在欢庆式的哄闹忙碌中度过了。这样的氛围无助讨论正事。为了庆祝史达林的七十岁生日，大量外国宾客陆续抵达莫斯科。十二月二十一日，因史达林大寿而特别举行的庆典式会议在波修瓦剧院盛大召开。毛备受尊荣礼遇。他坐在史达林身旁，就在主席台的第一排，而且也是外宾中第一位致词的。当时在场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克西事后回忆：“当毛泽东走上讲台时，场内鼓掌欢呼声大作，其热烈程度大概是波修瓦剧院史上前所未见。我亲眼看见，这样的盛况和欢迎确实对毛泽东有所影响……。”

然而，绚烂的“烟火”过后，毛泽东仍不得不面对眼前的窘境。史达林拒绝与中方签订新条约，这件事可坏了毛预先设想的牌局。若只看“公务”部分，毛此趟苏联行的价值可谓正随著时间流逝而减少。多数历史学者将接下来几天在莫斯科发生的事诠释为毛泽东与史达林之间暗中进行的“精神角力”。史达林不加掩饰地提醒毛泽东，“谁才是老大”。为了反击，毛泽东用自己的方式向“老大”施压。日后，当史达林已不在世，毛将坚称，他当时可是锲而不舍地要求苏方配合他。这应该是夸张的说法——毛的行动并非如他自称的决绝，他也未大胆提出多项主张。事实上，他宣称自己生病了（他当时的确不是处于最佳状态），接著就刻意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回避公众。他拒绝参加各项表定活动，甚至宣布，将提早一个月回中国。这一招果然奏效。史达林让步了。

对于史达林为何改变心意，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不过，很有可能，史达林根本从未改变心意，“始终如一”。有证据显示，他自始就不排斥与中方重订协议，但担心气势如虹的新中国领导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会狮子大开口。为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史达林决定先来个下马威，打出“否决牌”，借此对中方代表施压。不过，毛看来也不是省油的灯，对史达林的把戏大抵心里有数。他俩可谓棋逢对手。在获得史达林应允，就中苏关系问题继续谈判后，换成毛泽东开始拖时间了。他一副对谈判不感兴趣的样子，态度沉著、冷淡。根据计划，新一轮的中苏谈判应该要等到其他中国领导人也到莫斯科后再开始，但毛要他们慢慢来。这些中国领导人先是在本国逗留了一段时间，接著又绕远路，搭火车缓缓朝莫斯科前进。

一直要到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和史达林才再度在克里姆林办公室聚首，身边是他们的同志。两人确认，签署新的中苏协定实属必要，并正式要求相关人员起草协定内容。经过几番攻防后，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补充协定在克里姆林签订了。苏方实际上失去了从雅尔达会议及一九四五年中苏旧约获得的巨大利益。举例而言，根据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旧约，苏联拥有对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港的使用和经营特权，为期三十年，但根据一九五○年的新约，这些特权必须于一九五二年底以前归还中国。此外，中国在一九五○年就已开始回收苏联在大连租借的财产。总而言之，苏联失去了在太平洋上的不冻港和金额颇高的利益。某些研究者甚至认为中苏新约及相关协定的“慷慨”程度是“国际首见”。这样说或许没错，但中方可是付了代价的。中方不再主张对外蒙古的权利，也和苏方签了秘密议定书，禁止第三国资本及公民于满洲和新疆从事商业活动或任何租赁行为。这些措施让苏联得以在两国间的“缓冲带”维持优势。

当时看来，苏联虽然放弃了许多地区性的利益，却赢得全球性的优势。不说别的，光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加入苏联阵营这点，就够有意思了。中国成了亚洲地区反抗西方强权运动的引力中心和实质援助者。如果在此之前苏联的官方宣传每每不厌其烦地说明，资本主义世界如何阴险恶毒地围堵社会主义建设，则眼下的事态发展或许正恰恰往相反的方向挺进：备感威胁的是资本主义。

本文节录自《史达林：从革命者到独裁者》

书名：史达林：从革命者到独裁者

作者：奥列格．贺列夫纽克（Oleg V. Khlevniuk, 1959～）

作者简介：莫斯科“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深研究员，专长领域为史达林主义，研究史达林逾二十年。他以新近公开或解密的档案史料，诸如：史达林私人信件、备忘便条、政治局文件、国安机构资料等为基础，建立史达林时期的苏联论述。著作尚有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2005）、In Stalin’s Shadow （1995）等。

译者：陈韵聿

译者简介：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硕士。有数年台俄媒体和艺文界经验，目前为俄文译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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