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电影:东方主义之下的暴力美学|陆鹿

撰文: 陆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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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犯》中那段著名的长镜头:被软禁了15年的男主角吴大秀在长廊中,与几十个打手埋身肉搏,杀出一条血路以后,对所谓“自由”的总结却是:“即使我比怪物还要不如,难道我就没有生存下去的权利吗?”;《午夜凶铃》中那卷充斥著雪花与杂音的录音带,一响勾魂夺魄的电话铃声,直接成为观众对日式恐怖(J-horror)的体感经验……这些类型各异、以东亚地区为创作中心的电影,在某种美学的概念的体认之下,被称为“极端电影”(extreme cinema)。

《原罪犯》(2003年)中巷战场景的剧照

不得不盛赞伦敦电影发行商Tartan Films在市场策划方面的独具慧眼。以下要说的传奇开始于1999年的一个周末:Tartan Films 创办人Hamish McAlpine看过两部日本电影之后,发现其中的美学让自己“完全为之震慑”;其后,他继续探索泰国与南韩的作品之时,发现它们有著“令人难以忍受的震动”。更令McAlpine惊艳的是,这些“动人心弦”的电影在亚洲绝非“沧海遗珠”、仅此一次的存在。为了这个巨大而有待开发和引渡的亚洲电影宝库,他开发了Asia Extreme 这一名词(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及的“极端电影”),后来它成为Tartan Films明星系列的商标。

 

想知道Hamish McAlpine最早观看的日本电影是甚么?点击图片查看更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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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Extreme系列最终不负所望,在以DVD形式发行、吸引了一群数量可观的cult “fan-boy”之后,一直杀入艺术影院,后来更成为英国一些巡回电影节的重要根基。无论是主流影院,还是小众放映场所,其中放映的电影同时由Tartan Films的亚洲极端电影系列所盘踞。Asia Extreme为Tartan Films带来了庞大的商业收益,该公司成为了欧美地区之中亚洲相关电影的龙头发行商。与此同时,欧洲大众与评论圈对当代日本、香港与南韩电影的关注度大大提升了,Tartan Films可说应记一功。

 

日式的灵异与诡秘、香港的动作与警匪、韩国复仇与暴力……在极端电影的标签之下,东亚不同地区与类型的作品共冶一炉。若然真的要归纳这些电影的特点,视觉与气氛上那近乎令人难以卒睹的、极致的暴力与暴烈美学,大概是该系列最为显著的共通之处了。

 

这股弥漫著东亚风情的“cult片”潮流虽然唤起了英国对亚洲电影的关注,但由Tartan Films选片风格带来的误解,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以韩国电影为例,在Asia Extreme底下发行的电影、少数参与欧洲影展的东亚电影,成为了二千年代初期英语评论界进行研究的唯一依据,例如2001年发行的电影研究文集Im Kwon-Taek: The Making of a Korean National Cinema(林权泽:韩国民族电影的生成)——在这些场域以外发行的、与Asia Extreme美学并不相符的电影类型,很多时被轻易排除于  西方评论者的视野以外。此外,几位作为Asia Extreme与欧洲影展常客的导演,如朴赞郁、金基德,常常被理解为韩国国内电影产业生态与风格的代表。西方评论者仿佛突然发现韩国电影,将它看成某种需要被发掘的亚洲“全新”与“另类”邪典与惊奇,依然无法离开“东方主义”的审视目光——西方作为“常态”(normal)而东方作为“异己”(alien)与“他者”(Other),最为瞩目的总是差异与偏离“常态”的画面与情态。

 

以下,小编将精选三套Asia Extreme系列中、来自日、韩、港的出色之选,对“极端电影”有兴趣的读者,切勿错过:(点击图片了解更多电影资料)

【日本】后工业时代的废弃身体:《铁男》(Tetsuo, The Iron Man,1989年)

【韩国】湖上的沉默欲望与暴力:《漂流欲室》(Seom,2000年)

【香港】吃人的女人:《饺子》(Dumpling,香港,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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