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天演论》是为政治目的？五四是一场反启蒙运动？｜董牧孜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读现代文学的人必定听过王德威这句发问，说五四文学的权威太高，倒令晚清成了“被压抑的现代性”，而晚清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和开放性实则甚于五四。当现代新知激活的新梦幻，与千百年来文学等级体系中的末流文类“小说”相遇，一大批科学色彩的作品被译介和创作出来，今日的研究者就也有“没有晚清，何来科幻？”的衍生之说。

清末民初的连续性不可分割。不只文学，从晚清到五四的社会文化激荡交叠，当传统遭遇西学，科学发展渗透进日常生活，天朝上国的幻觉不断动摇，“物竞天择”的观念也在大众之间流行传播，至于此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社会实践，更如万花筒一般更新了五四时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点击图片查看晚清时期的科幻想像

清末民初有哪些不可错过的文化思潮？答案还需还原到具体的社会脉络之中。4月25日，李欧梵、彭小妍及王道还教授从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例行的研究茶座之中小聚，叙谈“清末民初的西方思潮：进化论，启蒙理性，与惟情哲学”。

《天演论》是译者严复“做”出来的？

维多利亚时代科技有大跃进，达尔文的科学革命横空出世，又引发人文革命。同时期，在中国晚清，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也成了“畅销书”。据文学家乔治·艾略特吐槽，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文笔很差。不过严复优美准确的文字却成了《天演论》成功流行的关键。

众所周知，严复的翻译引介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解读。不过，严复并没有直译原书标题《演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而是取中国人熟悉的“天”字来讲演化；更出乎意料的一点是，他的译本1898年出版，只比原著晚了四年出版，算得上“与时代同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道还教授便由此出发，分析《天演论》是怎么由译者和研究者“做”出来的，对既有的《天演论》研究再做批判。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几乎成了今天我们理解达尔文演化论的八字箴言，胡适也在笔记中写下印象中的《天演论》是谈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然而，“适者生存”的字眼从未出现在《天演论》的原文之中，而是来自民国的二手翻译，属日文汉字。物种演化强调的是变化与后天努力无关，生物个体的发展是天赋决定。达尔文最初的用词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斯宾塞在1867年建议以“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取而代之，后来达尔文年接受并部份采用了这种用法。

王道还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最大影响在于认知和修辞上的冲击，而非科学上的更新。实际上，演化论对于西方社会石破天惊的革命性意义，是当时的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因为二者的世界及宗教完全不同。严复翻译《天演论》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导向，他透过对斯宾塞和赫胥黎的改写，为中国人提供了一套说词以描述自身处境、提出改革主张。

清末民初的西潮带来许多新事物，包括大量翻译而来的新名词、新观念，就如达尔文的理论在其母国也是新名词，对其同侪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新观念。刘禾提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受到翻译语汇的塑造，如今这在学界是非常流行的研究观念——乃至成为了陈言套语，这反而限制了我们对于《天演论》之类科学翻译的理解。王道还强调，因为无论翻译还是原版本都不能靠表面字义的理解，而需进入具体的义理脉络才能厘清，而科学与人文的沟通要有彼此同情的理解，才可能穿越认识上的鸿沟。

民国知识青年的困惑：求“真”的途径是理性还是情感？

从晚清到民国，民间的革新思潮更为踊跃。

今人普遍认为，五四运动带来了科学理性启蒙的时代。中国大陆往往视之为革命启蒙的“青年节”，台湾流行将其看作重释传统、文艺复兴的“文艺节”，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后者是“小家子气”的说法，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彭小妍却说：“二者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五四故事”。

不论欧美还是中文学界都常说：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虽然吸收了庞杂且各式各样的思潮理论，但只是现买现卖，根本没有深思熟虑。但彭小妍认为，五四时期种种难以规范、五花八门的文化杂音并非“拿来主义”，而是达到了认识论的层次。在她看来，五四知识分子事实上参与了一场连结欧亚的启蒙与反启蒙辩证，也就是情感与理性的辩证。

何谓反启蒙？不是反对启蒙，而是启蒙的悖反。也就是说，理性与情感是启蒙的一体两面。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和人生、自我与世界？透过情还是理性？换句话说，求“真”的途径究竟是理性还是情感？这场有关认识论的论争，具体展现在蔡元培领导的美育运动、梁启超领导的人生观论述、以及人生观派对“唯情主义”的提倡之中。

至于五四知识分子如何连结欧亚？举例来说，中国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中，主张科学启蒙的丁文江、胡适、陈独秀，与宣扬人生观不受科学支配的梁启超、蔡元培、张君励等人生观派针锋相对，虽然科学派是主流，但人生观派将西方的生命哲学同中国宋明理学糅合在一起，串连起了德国的倭依铿（Rudolph Eucken，1908年诺贝尔奖）、法国的伯格森（Henri Bergson，1927年诺贝尔奖），以及日本的西田几多郎（京都学派领导人）等欧亚学者的反启蒙理性思想。

点击图片查看更多连结欧亚的五四知识分子

人生观派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对应的思想来批判柏格森，认为明代陈白沙的“明”与“觉”的工夫以及王阳明的“良知”（即真情、直觉），都是主张真情与理性是一元的，与陆王心学派的“心即理”哲学命题相通。相应的，柏格森认为“直觉”无法取代“理智”，落入了二元思考的架构与窠臼之中。

五四时期的人生观派虽然一直被视为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不符合主流看法，但彭小妍强调，他们连结跨欧亚的反启蒙论述，企图为传统寻找现世意义的努力，更贴近今天以非理性为首的西方学术流派。李泽厚便曾在专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的一个简短段落中提到这一点，人生观派的某些主张，例如科学不能解决所有人生问题、对非理性的强调等，比起科学派的决定论更符合于二十世纪思潮。

这也提醒我们，当“保守”成为无意识张贴的标签，或许也令人理所当然地忽略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枝蔓。对于方才纪念过五四运动九十九周年的我们而言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