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谈《三体》：三体把我们从“人类纪”真正推向“怪物纪”

由刘慈欣创作的《三体》迄今已推出三卷，这部三卷本作品的绝大部分篇幅，正是可以被概括为：“等待三体人。”外星异形（火星人抑或三体人），是彻底溢出人类“文明”的怪物，甚至《三体》整部小说从头至尾，都没有正面描述“三体人”这种怪物到底长甚么样。《三体》将“场所化”所针对的土地，直接变成宇宙。

还没读《三体》？先看网络视频，一小时读完《三体1-2-3》:

《三体》第二卷，提出了“宇宙社会学”的两条公理：（1）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在“猜疑链”和“技术爆炸”两大因素下，“宇宙社会学”的结论便是“黑暗森林法则”：“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必须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

这座“黑暗森林”，实则就是宇宙中的自然状态，在其中每一个“文明”都成为了独体。“技术爆炸”这个因素，实际上就是使独体所拥有的“力量”严格符合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在该状态中，即便最弱小者也有可能杀死最强大者，故此所有行动者都是同等的不安全，都直面随时横遭暴死的危险。

在《三体》中，我们发现自己瞬间又成为河边的原始部落，在“场所化”中突然“遭遇”了自己的“邻居”——邻近恒星系半人马座的“三体人”。进而，“三体人”完全符合齐泽克意义上的“怪物”，因为我们已经存在著“文明”——有文明才可能有怪物。于是，这场“遭遇”，便把我们从“人类纪”真正推向“怪物纪”（小说中的“危机纪元”到“银河纪元”以及DX3906星系的“黑域纪元”……）。

《三体》本身的三部曲，实际上恰好对应了“怪物纪”中思考政治的视角变化。《三体》的第一卷，实则是“三体”威胁下的人类政治——框架上类同于《权力游戏》第七季“异鬼”威胁下的人类政治，但《三体》具有跟当下“文明”格局更相关的政治哲学内涵。代之以《权力的游戏》中通过到来中“怪物”人类实现政治同盟、从而凝聚出更强大的“权力”，《三体》中则有大量人类行动者决定借助到来中的“怪物”，来推翻当下全球秩序——基于普遍“人性”的人类共同体。

点击图片了解一下《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

换言之，这些“地球叛军”本身形成了政治性的合力（权力），以最早发现（遭遇）三体“邻居”的叶文洁为“地球三体组织”之统帅。针对这个叛变人类的政治组织，各个主权性的民族国家也确实实现了同盟：“在人类历史上，全世界的武装力量第一次面对共同的敌人。”任何政治构建都基于讲“故事”。“地球三体组织”最后覆灭，实则正是因为“故事”层面出现了紊乱——联结各个“小故事”的“大故事”没能很好地统合住它们，最后形成激烈冲突。

话语上大的分裂在以下两套故事之间展开：物种共产主义和三体教，并因此形成“降临派”和“拯救派”，前者彻底激进，后者彻底保守。物种共产主义跟当代后人类主义气息相通：人类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导致了地球上物种大灭绝以及各种生态变异。他们将批判点聚焦在“人性”上，并期待通过引入“怪物”的力量撬动人类文明。他们的政治话语完全可以借用哈拉维的宣言作为纲领——去“制造麻烦，针对诸种破坏性事件去搅动起强有力的回应，与此同时净化各种混浊污水，重建平静场所”。

而三体教则是一个新的宗教，半人马座三星成了神的住所、“太空中的奥林匹斯山”。齐泽克在其2017年新著《空无的无节制性》中开篇讨论了《三体》第一卷，指出在故事中许多科学家因“物理规则”出现了各种例外（受“质子”干扰）而自杀，但这些例外恰恰印证了拉康格言“并不存在大他者”，所有规则都是话语性的，都是可以被逾越，包括物理规则。

但故事中科学家们并没有把例外联系到拉康主义精神分析上，并享受这种联系带来的思考快感，大量科学家自杀，另外一些则选择崇拜：例外成为“神迹”，而三体人则成为新的“神”（新的大他者），“三体教”由此诞生。物种共产主义的核心是批判人类文明，其领军人物伊文斯曾说，“我们不知道外星文明是甚么样子，但知道人类”。

而三体教的核心是信奉三体文明，为了保卫它，人类文明可以成为“牺牲品”。前者同齐泽克的怪物政治相当匹配，后者则暗合当代“后世俗转向”。在两派之外，实际上还存在著第三个派别“幸存派”。这些人是彻底的世俗功利主义者，他们意识到三体人到来是个确切资讯，现在就为对方服务显然有利于自己后世子孙的幸存……作者特意指出，幸存派中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居多。人类文明的批判者、更高等文明的崇拜者、永远站在强者一边的投机者，成为了“地球三体组织”的三股团体——他们的“同盟”由于“故事”严重不匹配而极其不牢固，这致使该组织不断遭受挫败。

指挥抓捕行动的史强在逮捕叶文洁等人时曾说：“普通的警务和法律禁区，对你们已经不适用，甚至人类的战争法则对你们也不适用了！既然你们已经与全人类为敌，咱们大家也都没甚么可忌讳的。”很显然“地球三体组织”成员已然成为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被排斥在人类共同体秩序之外，被杀掉亦不构成“杀人罪”。除了叶文洁等两百多人被逮捕外，在“审判日”号上所有组织成员包括伊文斯在内（甚至包括毫无关系的船员），被“纳米飞刃”集体切成数段……《三体》第一卷，终结于“地球三体运动”的（暂时性）失败。

第二卷以《黑暗森林》为副标题，“黑暗森林”作为“法则”被提出。第二卷的对抗虽然表面上仍然在人类行动者之间展开（“面壁者”与“破壁人”），然而话语政治实则已被边缘化。这个变化的标识，就是“罗辑”的独体化——人类“文明”这位最后守卫者，以彻底不透明的深渊性主体，最终迫使强大的三体人停止对太阳系继续挺进……换言之，人类“文明”逼退三体人的，不是作为当下全球秩序根基的普遍“人性”，而是该秩序的疯狂溢出——怪物性的“独体”。

这一刻，就如齐泽克在哲学层面反复模拟操演的那样，独体和普遍性发生直接“短路”，“不可能性”造就了可能性，开创出“全新”。

进入第三卷，人类文明在“危机”阴影过后，不再能容忍“罗辑”这个恐怖“独体”——“随著时间的流逝，“罗辑”的形象由救世主一天一天地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和毁灭世界的暴君”。终于，当例外状态被认为结束后，共同体秩序开始容不下“罗辑”这个“怪物”坐在它的心脏上。“罗辑”被“被指控有世界灭绝罪的嫌疑”，而该罪“是现代法律中最重的罪”。“程心”代替“罗辑”（“人性”代替“非人”）的结果，就是三体人卷土重来，人类舰队全部被摧毁……

在人类文明的末日临近时刻，一艘逃出来的人类战舰通过暴露三体星系座标的方式，使得三体星系和太阳星系先后被“黑暗森林”中射来的枪弹灭绝。“黑暗森林”的结果，势必是“死神永生”——第三卷的副标题。那是因为，即便再强大的“文明”——包括开枪消灭三体星系和太阳星系的那些猎手——都难逃“死神”，就像今天极为风靡的“大逃杀类”（又称“吃鸡类”）手游，任何时刻每个游戏者都有可能被不知哪里飞来的子弹杀死。霍布斯当年就提出，自然状态中即便最具“力量”者都会随时横死，故此所有人都会努力摆脱该状态。

《三体》的最终结局，使我们陷入一片黑暗。那么，是否“宇宙社会学”的逻辑操演，就会是我们文明的真正终局？我们可以对照《率土之滨》的“同盟”逻辑和《三体》的“黑暗森林”逻辑：前者通向“繁荣”，后者则时刻迎接“死神”。那么，《三体》为甚么没有走上“同盟”逻辑？所谓的“宇宙社会学”是否存在推演问题？刘慈欣的推演十分精密。实际上，使“宇宙社会学”得以成立的关键因素是：在宇宙场域中“可沟通性”无法被预设。只有“可沟通性”缺席的情况，多方博弈格局下的“猜疑链”才能严谨成立。

刘慈欣写道“：【猜疑链】这种东西在地球上是见不到的。人类共同的物种、相近的文化、同处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圈、近在咫尺的距离，在这样的环境下，猜疑链只能延伸一至两层就会被交流所消解。但在太空中，猜疑链则可能延伸得很长，在被交流所消解之前，黑暗战役那样的事已经发生了。……在真正的宇宙文明中，不同种族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可能达到门甚至界一级，文化上的差异更是不可想像，且相隔著无比遥远的距离，它们之间猜疑链几乎是坚不可摧的。”

猜疑链能够被沟通所“消解”，问题就在于宇宙中不同行动者的沟通本身。这就像：当人和虎在森林中狭路相逢，那就只有各逞手中力量全力一搏，而非耐心去建立有效沟通。这就是为甚么阿甘本要把“可沟通性”作为政治的核心：“由于人类不得不彼此沟通的东西最根本的是一个纯粹的可沟通性（亦即，语言），政治因此作为沟通性的空白而兴起。”

换言之，政治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就是沟通“可沟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阿甘本恰好处在齐泽克和拉克劳之间：他关注的不是既有语言中的话语沟通，而是作为“对语言的纯粹体验”的可沟通性，既有语言则恰恰掩盖这种体验。我们总是生活在符号秩序（共同体）中，这意味著我们总是使用某种既有语言进行沟通以及订立规范、形成习俗，等等，既有语言本身限定了我们以别的全新方式进行沟通。“人，作为一个说话的存在，总是已经进入在语言之中，尽管自己也不曾意识到这一点。”

这在阿甘本看来，便是共同体秩序对人之生物性身体（沉默的独体）的弃置，使之仅仅变成一个说话的政治性身体。“言说，永远是‘言说法律’”。语言把人同作为独体的自己分隔了开来，共同体意味著人使自己从独体变成有特殊“身份”内容、遵从规范的个体。

但问题是，语言化（符号化）和“场所化”具有相同的结构：前者覆盖非语言之域，完全同后者站在土地上一样，并宣称为该领域的至高者。“语言是这样一个主权者：它在一个永恒的例外状态中宣称，没有任何东西是在语言之外，并宣称语言总是越出自身。”换言之，在一种既有语言里面，一个人反而丧失其对语言的纯粹体验，就像永远活在某个淡水池中的鱼不会感受到水本身对它意味著甚么。阿甘本关心的不是说甚么“话”，讲甚么“故事”，而是能否“说”上话。

（本文节选自< 齐泽克为何关注《三体》？由大众文化重思话语政治与怪物政治|吴冠军>，原载《探索与争鸣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