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事物自身：胡塞尔的现象学精神丨纪金庆

现代欧陆哲学，从理论内容到书写风格，都与古典时代的哲学在气质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分水岭大致从现象学开始，中间经过诠释学的发展一路延伸到后现代思想。最后，当我们今天谈现代欧陆哲学时，几乎像是与传统哲学文化分道扬镳的另一个现代传统。

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中所介绍的，正是现象学开端的奠基者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哲学思想。

两篇文章将依照胡塞尔生涯的学思历程依序介绍他的现象学之路。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们将介绍胡塞尔从博士阶段研究到他建立现象学开端的历程，而在第二篇文章，则是介绍胡塞尔在成熟时期的现象学体系。当然，随著文章的舖陈，我们也会适度提及现象学的时代背景、意义以及影响。

（一）欧洲哲学危机与现象学开端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哲学传统内部，观念论在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逝世后不久声势逐渐消褪，在德国学界的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浪潮中，开始对上一个世代观念论与浪漫主义思潮进行清算反扑，扛著“回归康德”（back to Kant）的旗号，要求对于形上学知识的严谨划界。此时，宏伟的形上学计划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缺乏生命力与开创性的哲学专业语言。

哲学学院外，正因为马克思（Karl Marx）与韦伯（Max Weber）的思想革命，原属于实践哲学的领域正在出走成为所谓的社会学专业领域；而原属于心灵哲学探索领域的部门也因应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脱离哲学独立成为心理学专业。

最后，近代科学革命的成果也逐渐攀向高峰，科学成就的典范成为人文学科必须面对的考验。此刻，与古典时代不同，现在时代追问的不是哲学如何能为人类一切知识奠定绝对客观基础，而是追究，在新时代科学典范的“客观性标准”下，哲学还算不算的是一种“知识”。

可以说，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是哲学文化的一大危机。然而哲学文化的特殊生命力往往在危机时代更显坚韧，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在哲学危机中应运而生的现代欧陆哲学新开端。

当然，自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科学革命以来，不管有多少思想家希望在效法自然典范将人文知识蜕变成社会科学，然仍有待追问的是，纯粹经验归纳而来的规则定律或者纯粹数学推演设定下建立的知识体系，是否就是世界原本的容貌。前者，经验归纳而来的知识，无论或然率多高，其本身并不能满足知识必然性的条件；后者，纯粹数学推演而建立的知识体系，其建构的必然性仍可以被质疑是与现实经验世界平行的另一个世界。亦即高度的或然率、与必然的精准性，是否能够完全等同或取代知识的“严格性”（rigorous），这是一切质疑的起点，也是胡塞尔建立现象学的开端。

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胡塞尔掀起的巨浪也绝非偶然，因为当时的欧洲哲学，自黑格尔之后，几乎接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没有崭新的开创，然而，欧洲文明，却一直存在将哲学视为一切思想基础的传统。而从文明的发展来看，二十世纪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而凡是人类文明剧烈变动的时代往往催生相应巨大的哲学革命，读者可以回想和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几乎同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或者回想在东方，八百年历史的周王室崩解后，春秋战国变局下的百家争鸣。所以，二十世纪的开端如此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哲学思潮的变革自然不会缺席，而现象学就是这个大时代的第一波浪潮，这个浪潮要求重新审视过去一切理所当然的传统思想、学术成果，要求一切堪称知识的东西都需要一个绝对坚实的客观基础。

（二）博士阶段的胡塞尔

胡塞尔原先是一个数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起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意识。胡塞尔思考：西方引以为傲的科学基础是数学，但数学的逻辑与数字本身的客观性基础是甚么？这乍看是一个相当奇怪的问题，因为对我们一般人而言，逻辑就是逻辑，数字就是数字，比方说你只要会计算也就很够了，怎么会去质问像是一个数字的客观基础的问题？

但以数字的客观基础为例，你去想想胡塞尔想的问题也是非常有趣的。举例而言，想像现在迎面走来五个人，你很快就抽象出“五”这个数字，但是“五个人”里有男人、女人，甚至可能有白人、黑人、小孩，每个人高、矮、胖、瘦都有，你是如何抽象出“五”这个数字的？五个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不一，胡塞尔现在想问，这个“五”是不是你的心灵略过很多差异而抽象出来的规则，那么这个抽象出来的“数”和具体生活的“实在”（real）本身，两者中间是不是就存在一个有待解释的距离？那么，“五”，这个数字，究竟是人类心灵主观的建构？还是说我们应该将数字的客观性移至到另一个基础？如此一来，假设这个客观基础存在，那么，这个客观基础会是甚么？在甚么地方？

也许，你还是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我们甚至还摸不透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甚么。但是胡塞尔在取得博士文凭后，1891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的《算术哲学》却引起了当时世界级的哲学家弗雷格（Friedrich Frege）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在西方学术传统里，数学与逻辑的客观基础，如果处里不好，这个问题本身将危及西方科学的客观性地位，也会危及一切以科学和逻辑为论述主轴的学术成果之客观地位。简言之，是对于西方文化引以自豪的理性文化基础的挑战。

在胡塞尔博士阶段的时代，由于欧洲盛行的学术思想是以英国哲学家弥尔（John Stuart Mill）为首的心理主义立场，而依据弥尔的基本观点，心理学是逻辑的基础，而逻辑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这是因为弥尔认为心理学研究人类的思维、感觉和情绪等意识状态，而逻辑作为一种思维活动，则是一种人类内在意识的经验现象。这个基本立场，原则上也是胡塞尔在《算术哲学》的基本立场，这个基本立场，也正是胡塞尔受到弗雷格挑战的缘故，因为对弗雷格而言，如果逻辑与数学的基础沦为心理学，那么逻辑与数学的客观性基础也就错误的植根在主观心理经验的层次。因此，弗雷格质疑胡塞尔是弄错了主观与客观、经验与超验（超越经验）的层次区别，而这项决定性错误，将会严重动摇理性思想的客观地位。

有趣的是，当年这位刚出炉的数学博士与弗雷格的论战，尽管胡塞尔这个学术生手以败战作收，但经过约莫十年时光的摸索，胡塞尔重新再出发，他部份性的接受弗雷格强调逻辑与数学之客观性与超越性的立场，但是由于吸收了他对于义大利哲学家布伦塔洛（Franz Brentano）关于“意向性”的探讨、以及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Henry Bergson）以及美国实用主义大师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于“意识流”的探索。此时，重头再来过的胡塞尔有了突破性的视野，这个突破性的视野就展现在1900-1901年间所出版的《逻辑研究》，原则上，这时期的胡塞尔主张任何堪称客观性的存在，都无法脱离“意向性”这个基础。

请留意在这里《逻辑研究》对于《算术哲学》立场的修正，在这里，胡塞尔既不是当年将逻辑还原成心理现象的主观立场，但也不是完全向弗雷格的客观主义立场投降，而是更严格的将主观与客观、经验与超验……这些传统哲学术语的意涵，进行技术性的暂行搁置、存而不论。现在，这些传统哲学的概念对胡塞尔而言已经显得过于粗糙，他现在要求的是更细致、更严格的去重新设定我们探索、研究任何议题前的思想前提。

（三）哥廷根时期的胡塞尔

1901年，挟带《逻辑研究》在思想界赢得的尊敬，年过四十的胡塞尔也在哥廷根大学取得了哲学教职。从这一年起，十五年的光阴，胡塞尔吸引了一堆具有潜力的年轻学者围绕在他的课堂讲座中，例如后来的大思想家谢勒（Max Scheler）、殷嘉敦（Roman Ingarden）、芬特（Alexander Pfänder）。这是现象学开创的第一个时期，后来的思想史称之为“胡塞尔的哥廷根时代”或“描述性现象学阶段”。

在哥廷根时期，胡塞尔不只是从当年与弗雷格论战挫败的地方重新开始，而是更彻底的将他对数学客观性基础的那份质问，扩大成对于一切知识客观性基础的追问。现在，胡塞尔的课堂上，一切不言自明的东西都必须被纳入括号、避免一切理所当然的推论与结论，一切都必须从最纯净的现象自身呈现来谈事情。

“回归实事自身”（Back to things themselves）。

这是现象学开端的旗帜，日后，这个旗帜以及胡塞尔在课堂上不厌其烦的穷究，成了现代欧陆哲学的全新开端，而这个全新开端有一个全新探问的起点：“意识流”，此外，这个全新的探问起点也开发出现象学方法论最基本的两道工法：“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描绘”。

我们先来谈“意识流”。

意识流

西方哲学传统追问事物不可置疑的客观基础，而在找到客观基础前，任何存有疑虑的事物都必须暂且搁置。如此，当我们的心灵面对眼前世界的一切人事物，试问：甚么是唯一不可怀疑的？

这种发问方式对于东方文化而言较为陌生，为了让读者熟悉这种思考方式，以下，我们先以近代主体哲学之父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的“方法论怀疑”举例说明，在西方哲学传统里，通常会如何思考上述的问题。

笛卡儿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那是一个近代科学革命发端的时代，也是西方文化要逐渐挥别中世纪神学权威的时代。那时，欧洲文化弥漫一种创建全新思想开端的渴望。笛卡儿在思想史的关键性，就是他的哲学承担起了这个任务。

笛卡儿希望将人类知识建立在一个不受任何怀疑入侵进犯的新起点，在他提出的“方法论怀疑”中，笛卡儿认为在找到真理绝无可疑的起点前，一个严格的思想家必须尽可能将所有留有疑虑的存在排除出去。例如，我可以怀疑眼前的山川大地只是一场虚幻，甚至可以设想我知觉这个世界的一切感官与理智经验全部都是错误的，在笛卡儿的举例中，情形就像我们在一场非常真实的梦境里，我们会以为在睡梦中，我们所感知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而在梦境里头我们所动用的一切思虑也是理性的，然而事实上，一旦从睡梦中苏醒，我们才发现在梦境里经历的一切的都是虚幻的。所以，我们究竟是处在真实的世界之中，或是错误的自以为清醒而实际上却仍处在睡梦里的虚妄世界，其实，我们似乎找不到确切的原则来判别。

但在，笛卡儿认为，即使，倾尽我所有能怀疑的方式怀疑一切，仍然有一件事无可置疑。那就是，即使“我想错了”，“我想错了”的这件事成立的前提是“我存在”，毕竟“若我不存在，那么是谁”在错？因此，只要我在思考，即便是在进行高度怀疑否定一切的思考，唯一无法被怀疑的就是“我”必然存在，并且是一个能思维的精神性存在。我，是一个精神性实体，对笛卡儿而言，是无可怀疑的事情。这也就是著名的、笛卡儿那个经典名句“我思，故我在”的原意。

在后来哲学史的演进中，许多思想家指出笛卡儿其实无权肯定在“我思，故我在”这句话中的那个“我”是一个“精神性实体”，因为这里过度预设“我”是一个在流变不居的意识流中，始终维持恒常性质（精神属性）的某个“同一实体”。胡塞尔对于意识流的现象学描述，不多不少就从这里开始。

吸收柏格森以及詹姆斯对于“意识流”的探索，胡塞尔认为，恒转如瀑流、流变不居的意识流，是唯一合法的起点。因为在意识流中，没有一个刹那意识与前一个或后一个意识刹那全然相同。在二十世纪的开端，不多不少，胡塞尔认为严格的现代思想地基就必须从这个起点开始，作为重新分析我们意识与建构一切知识的出发点。

胡塞尔认为恒转如瀑流、流变不居的意识流，是唯一合法的起点，而被意识流所意识的对象，其“实在性”、“物质性”以及“同一性”等等判断，则是在现象学严格的追问下暂时被纳入括号、存而不论。举例而言，对街的一棵树，随著风的吹拂、日光改变、不同的观看角度、情境与情绪的转换，对应不同的意识知觉方式，一棵树也对观看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然而，既然一棵树在我们意识流中，在不同的时间与情境下对我们呈现出来各式各样的不同内容、面向，那么，做为一个严格的哲学追问，我们如何确认其为“同一棵树”的变化？如何确认其为“同一序列”现象的不同面貌？

这里，我们也在看到，现象学开端的旗帜“走向事物自身”，在实际的执行上，胡塞尔是如何的不留情面，坚决的顶住任何在我们日常世间想当然尔的判断。这是因为胡塞尔坚持，一切的现象应在无任何预设的情况下被描述，而任何超出在意识流中呈现的一切预设，例如预设存在独立于意识流外的物质实体、或是预设存在于意识流变不拘过程中具有不变属性的精神实体，都在胡塞尔的课堂讨论中，都暂时被纳入括号、存而不论的悬置起来。

理解上述的现象学执行方式后，我们现在也就可以来谈谈，胡塞尔在哥廷根时期的现象学发展中所推出的现象学方法，也就是的现象学方法论最基本的两道工法：“现象学还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与“现象学描绘”（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描绘

“现象学还原”，有时也被现象学家们称之为“存而不论”或“悬搁”。“存而不论（悬搁）”（Epoché）这个源于古希腊哲学的字眼，原先指的是一种对事物暂时中止判断，以求最终达到不动心、免于人生忧虑和焦虑的技法。而在胡塞尔的现象学里，则是对一切不言自明、但其实可以进一步怀疑的事物暂时中止判断，透过暂时将我们对于事物习以为常、但其实有待质疑的任何理解暂且存而不论的悬搁起来、将其实在性与客观性等种种先入为主的判断纳入括号、存而不论，直到我们发现在搁置一切后，若仍存在某些在流变不拘的意识现象中无从搁置的存在，那么该存在便是通过现象学还原工作无情检视后仍无可否定的“现象学残余”（Phenomenological Residum），其为该现象无可置疑的“本质”（eidos）。

“现象学还原”，在现象学思考的过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脚色，这个阶段的方法论执行，对于事理、现象起著滤净的作用。“现象学还原”执行的踏实，会让我们重新讶异原先熟悉事物不可解的地方，而伴随著讶异，许多有待解释的事物会一一浮现。用今天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写论文的术语说，也就是真正问题意识的浮现，我认为，这正是为甚么现象学直到今日对于非哲学的学门的人文或社会学科仍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因为不止于哲学学门，任何学门的研究只要不是简单的套用既有的理论框架，而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追问经验现象所对我们呈现的面貌，都会发现自己和现象学精神有许多共鸣的地方。如此说来，表面上看，现象学还原，似乎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但要认真执行起来其实并不容易，比方说现象学还原要求去掉我们对于事物因果律的追加、要求不要太快对显现事物之外追加深层解释，实际上这是相当难执行的，因为这不但违背一般世间追求立即实用的习惯，而且相当现实的，在一个要求学术期刊论文量产的时代，直接套用既有的理论框架在经验对象上往往是最具有效率的生产方式。

我们继续介绍现象学方法论的下一步：“现象学描述”。

如果，“现象学还原”那种“存而不论的悬搁方式”还只是消极性的消解成见，那么，“现象学描绘”则是更积极的释放事物的特质。理论上，如果“现象学还原”执行的彻底，那么原先传统或主流的思考框架理应逐一的消解、而不再起主导观看的作用，而此时，原先被传统或主流的思考框架排挤到边缘、原先不被看见、被视为次要的现象性质应该会一一浮出台面，而所谓的“现象学描绘”，所要捕捉、描述的就是这些被解放的现象性质。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原先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使用中，现象学似乎和科学的亲缘性较高，而为何到了谢勒、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以及沙特（Jean-Paul Sartre）手上，几乎与社会关怀强悍的连结在一起。因为在后来这一票受到现象学启发些哲学家的眼中，那些在我们现代主流文化中被贬抑到边缘地位的声音、思想，这些原本已经被视为不重要、甚至不相干的种种现象，都必须给它们一个机会，一个能够重新回到台面、同主流价值一争长短的可能性。无怪乎，当时海德格在《存有与时间》中所主张的：现象学的精髓，在于可能性，在于未来。几乎刮走了大半因为理想性而投奔于胡塞尔现象学旗帜下的年轻心灵。所谓的知识分子，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生物，也许他们不一定都关心科学的基础、科学的未来，但对于社会的未来漠不关心，似乎不太符合他们的个性和自我期许。

承上论述，我们介绍完胡塞尔在现象学开端时的思想表现，在下一篇文章里，我们将继续介绍胡塞尔在成熟时期以及退休时期的哲学思想，在下一阶段的现象学发展中，胡塞尔开始将他长达十五年的追根究柢整理成完整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意义、以及胡塞尔终其一生所发展的现象学的贡献为何？将是我们下一篇文章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