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恶不作恶（六）：平庸的恶，还是平庸的错？丨曾瑞明

作者丨曾瑞明

犹太裔的女哲学家阿伦特那“平凡的邪恶”概念可说已是知识界的流行用语。当然，大家都会知道那不是字面意思的理解，不是说恶已经很平凡和寻常，大家应该习惯“新常态”。恰恰相反，阿伦特提醒我们“不要习惯”。平凡的邪恶也不是指一些贪小便宜，说别人坏话的小奸小恶，阿伦特讨论的是纳粹德国那对犹太人作大屠杀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

阿伦特最终想做的，其实是找出人在看似已不能负任何责任的极权社会如何可以负责任。这种极权是从未有过的，它高度分工，它高度有效率，它可以杀人不见血。这种极权带来的巨大邪恶是再次之后连“写诗都是野蛮”（阿多诺语）。

阿伦特指出，要能克服这种邪恶，维护人的尊严，我们必须能思我们正在做什么。

对艾希曼的审讯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法院，阿伦特出席了对大屠杀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艾希曼是被以色列政府在阿根庭布宜洛斯艾利斯“掳走”的，以色列也没有将这侵犯人性（并不只是伤害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屠杀行政人员”送上国际法庭。

阿伦特没有质疑这审讯的合法性，也不否定最终的判决︰将艾希曼处死。但当她在《纽约客》刊登了审讯的“报告”，却引起了不少抗议︰阿伦特是否要为艾希曼辩护，她是否也是反犹主义者？

她于1963年出版了《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这本百多页的小书，书中最后一句最令人迷惑︰

It was as though in those last minutes he was summing up the lesson that this long course in human wickedness had taught us-the lesson of the fearsome, word-and-thought-defying banality of evil.

什么是平凡的邪恶？我们在当中可以学到什么？

平庸之恶

被犹太人称为“纳粹刽子手”的艾希曼，长相并非如想像那样恶型恶相，他只是一个发线明显向后，架著眼镜，穿著整齐西装的一个普通男人。阿伦特在听审的那几天，发现艾希曼既没有对所杀的人心存憎恨，也没有罪疚感，他只认为自己是执行责任。他甚至引述康德的定言律令辩解。

阿伦特发现艾希曼满嘴资产阶级的陈腔滥调︰你听得明他说的每一个字，但却不能跟他沟通。

阿伦特解释，艾希曼已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不能思，故而做出可怕的杀人行为。她没有归之于制度或者个人，而是剖析这个时代的状况，我们如何能讲责任，如何能讲罪恶感。

一些历史学家就质疑阿伦特的说法是非历史的。艾希曼并不是普通人犯了大错，种种证据都显示了他有反犹倾向，亦相当残忍——这较符合我们对恶的直觉。

阿伦特的报告吸引我们眼球，恐怕不是因其准确性，而是其对邪恶解释的原创性。恶的行为可以不跟我们的心理状态有关，而在我们的思考层面。特朗普那反击金正恩说法“我的核按钮更大更有威力”，类似于小孩子常说的“杀死你”，就正是没有真切思考和感受自己如真按口头行动的可怕。

恶的厚薄观

我们对邪恶的直觉诸如“邪恶的行为可以是平凡的”、“恶的行为有心理上的特点”看来是相冲突的，前者是薄的恶观（thin conception），后者是厚的（thick conception）。厚的意思是恶不指是一个规范性的道德指责，还伴随一堆心理描述和心理状态。如果你问周遭的人对恶的看法，他们大概更乐意相信作恶的人心理上是残酷的、变态的，而不会是你我普通人所能领会、理解的。

但我们将恶放在现代社会去理解，看法可能会不一样。高度分工之下，我们已无法想像自己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或者日常生活一些恶行已是机械化、常规化，我们已可以在没有意向（intention）的情况下，自动地作出恶的行为。我们大部份人都是普通人，但每个人都可成为像艾希曼那样的人？不可能的，你仍在思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可能；但如果当我们已成为机械一般的东西，恶只好像一架无人驾驶的巴士撞死十人，可怕，但死无对证。我们总觉得我们不是机械，原因在于我们能思。

我们的责任便成了去思。但难道我思了就不会去作恶吗？难道我思了便尽了责吗？ 除了不能思以外，还有导致恶的因素吗？甚至不可能是因为思，我们才去作恶吗？

这些都是问题，但阿伦特的思有特定的意义。那不是笛卡儿式的孤独思考者，阿伦特的思考者更像说故事的人。说故事的人要有听者，同理，社群、其他人的存在是得以思的条件。她援用康德对美的理解来论说社群对思的重要性。在沙漠里的一个人，或者罗宾逊式的人物，是不会对美有兴趣的。我们关注美，只因我们与他人感到共同而满足，就像我们老跟人家说我们自己的故事一样。就算罗宾逊追求美，也是为了对抗绝对孤独和个人化生活的一种反抗。

人我关系是思得以可能的根据。思包括感情、想像，而不是冷冰冰的计算。哲学就是思考的极表现，让我们‘think what we are doing’ 。在阿伦特眼中， 哲学成了挽救人类陷于恶的一根稻草。

心理学研究知道人会顺从，但是心理学并没有尝试说明人应该怎样存在。哲学尝试重新划定人能做的，维护人的尊严。我们把艾希曼和希特勒看成是狂魔去咀咒或者谴责，也并不能将潜伏在极权主义下那个顺从、揾食、专业的自己看清楚。今天的高官手握大权，却不愿“思”，更要留意。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多少恶都以国家之名而作。我们看恶如只看个人的动机，恐怕也会见树不见林。

恶等于错？

不过，坚持厚的恶观会指出如果平凡人都可以作恶，那恶在本质上跟错有什么差异呢？艾希曼只是一个庸人做了很错很错的事！

那阿伦特是否应该判艾希曼的行为是很错很错，而不是恶呢？应改名为“平庸的错”？

在哲学家 Russell 的《Evil》一书，就有讨论恶的两种观念。

阿伦特可以这样辩解，艾希曼的恶行虽然没有邪恶的动机，但那仍是恶行，这是因为他带来极可怕的死亡，那种死亡不是飞机失事，而是人杀人的恐怖。

女哲学家尼曼更会指出，如果我们一定要看（1）有没有可怕的心理状态来定义什么是恶，再加上我们要认为（2）恶必定是比错在道德上更令人遗憾的话，我们会不能够好好地排列错的严重程度。

艾希曼没有恶的动机，但行为仍是比一个心怀恶意的自杀式袭击者杀了二十人在道德上更严重。但如果根据厚的罪恶观，恐怕要说艾希曼的不是恶，只是错，那就要接受心怀恶意的自杀式袭击者才是道德上更令人遗憾，但这显然不是。

不过，Russell 问，持厚的恶观的，是否一定要接受（2）？如果不用的话，他们就会说艾希曼的确在道德上比自杀式袭击者糟糕（故没有对错排错序），但仍然可以坚持在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并不是恶，那只是错，但大错可以比恶更令人遗憾。

是平庸的错，还是平庸的恶？有些人说没有所谓，因为恶这观念根本是多余的。我们不次就讨论是否真的这么多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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