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一代通儒（02／06）丨01哲学

撰文：董牧孜

出版：2018-02-10 08:30更新：2018-02-12 12:45

饶宗颐的学识博且深，往往深受其他精尖同行、“国学大师”的激赏和钦佩——钱锺书称之“旷世奇才”，季羡林谓之为自己“心目中的大师”，能将史料“化腐朽为神奇”。然而，不同于钱、季二人亦以现代文学作品而为人乐道、读者甚众——钱锺书小说中幽默金句四处可见，季羡林亦有平易亲切之作选编入中学教科书，仰慕饶公的大众读者却鲜少能够钻入他庞大的学问体系探幽访古……

2018年2月6日，国学泰斗饶宗颐于凌晨在梦中安详离世，享年101岁。这位著书近百种的大紫荆勋章获得者曾被视为“中国文史活的百科全书”——这么说一点也不为过。

饶宗颐字固庵，号选堂，其名常与钱锺书、季羡林并举作“南饶北钱”、“南饶北季”。三人均系1910年代生人，文史研究领域相近，可谓同代齐名的“国学大师”。然而，不同于钱、季二人随时代风云大起落的一生遭逢，饶宗颐的“传奇”际遇要顺畅寡淡得多。在历史学家霍布斯邦视作“极端的年代”（或是中国学者汪晖谓之“漫长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纪，饶公算是过得出离且遂意：他出身广东名门富户，于乱世而未身陷战乱；后又取道南下香港，避开文革洗礼，在“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中浸淫文史、广游世界而自得其乐。或许因为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因为他富有活力和内驱力的研究方式，他在某种连续的历史文脉当中真正做到了精深贯通。

国学大师？一代通儒

毋宁说，饶宗颐是作为“国学大师”如此一道风景而被众人远观瞩目的。然而，这种热衷国故并非泥古不化——实际上，今人视作古早的“国学”正正是一门新学，而饶宗颐正是清末以来凭新技术和新方法处理旧学的代表之一。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相似，在不少学术领域中富有开创性。

要理解饶宗颐著作的历史意义，便需从清末起一百年来的学术思潮谈起。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的“国学”，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是在西学东渐、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时被提出的。然而，并非每一个旧式学人都意识到新时代的到来，或是能够投身其中。季羡林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中提到，若以王国维定义的“新发见”而论，饶宗颐的学问算是已得佛家的“预流果”，即能在当时把握到民国学术巨变产生的新材料及新问题。季羡林称赞饶宗颐极其善用新发掘的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善于借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比如他做甲骨学不只研究文字本身，而是借以探究中外关系，将不同源流、古今中外交汇处串联一通；亦能结合新颖的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比如应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的源流。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宽广得惊人。季羡林曾将饶氏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更添加补充，细分作十五类。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无所不包；至于时间跨度，从上古到明清，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涉猎。饶宗颐是“潮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在本土以外，他兼治印度文字、西亚史诗、东南亚史等各国文化。他懂的古文字，很多连在本国都鲜有通晓。学术之外，饶宗颐为人乐道之处则是其艺术成就，他精通古琴，善于诗赋和书画，恰如一个“十全老人”。

结缘香港：在“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打通学问

香港人喜欢将饶宗颐和他的另一位潮州老乡李嘉诚相提并论：论赚钱没人比得上李嘉诚，论读书没人能读得过饶宗颐。可就是因为饶家太富有，饶老于是可以不管不顾地去读书：1917年生于广东省潮安县的饶宗颐，是潮州首富之子，家中开钱庄。

饶宗颐的生平故事可以讲作一种极富传奇色彩的版本：幼承家学，十八岁已于学界崭露头角；初中都没毕业，却靠自学成就一代国学泰斗——实际上，这与他的家学渊源深切相关。父亲饶锷好文甚于从商，沿清朝清朴学的路数做学问（包括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考据学等范畴），甚至建起了潮州最大私人藏书楼“天啸楼”——这不仅是潮州，也是整个粤东地区最大的藏书楼。饶宗颐自认，他一生的才艺都始于此楼。从《资治纲鉴》到佛经，从老庄到还珠楼主，无书不读；而读书玩耍之间，文史典籍早已烂熟于胸。在饶宗颐看来，他的整个学术基础在16岁之前就已打下，一目十行也没问题；他尤其感叹自己“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上大学”——大学受限于学科体系，而饶老依家学建立的基础则是无科不修，“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如此立体、环形的学问方法，在他看来就是中国传统学问的方法。

除了研究方法，我们还可以从地缘政治上来理解饶宗颐的学术旅程。18岁时，饶宗颐完成父亲遗作《潮州艺文志》。20岁出头就因此破格被聘作中山大学研究员。日军南侵，广州沦陷，他绕道前往迫迁云南的中山大学时，因病滞留香港。1949年，饶宗颐正式移居香港。或许可以说，是香港此地成就了这位一代通儒。有关饶宗颐与香港的因缘，余秋雨有个相当奉承、但广为流传的说法：“香港能出一个饶宗颐，那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了”。

从有志于乡邦文献的才子，到正式步入国学研究之门，都得益他在香港的际遇。到港后，饶宗颐帮助王云五编《中山大辞典》和四角号码字典，帮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因看到大量古文字材料和珍本而视野大开。1952年起，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由此真正进入了国际汉学界，去日本、法国、德国等地参加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期间，他在敦煌学、甲骨学方面最为用功，很多轰动国际汉学界的著作都写于这期间，比如1954年夏天到访日本后所作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后来，饶宗颐也去学习梵文，到印度钻研佛经；与法国汉学研究者广为交游，阅读了法国的大量敦煌古籍。这位从里到外都“很传统”的国学大师因而还是足迹遍天下的旅行家，除南美洲外，世界上的其它几大洲都已去过，每到一地都要亲自验证从书本上得知的知识。

与在文革中接受激烈改造的大陆学者相比，饶宗颐在香港“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里钻研深究可谓自得其乐。1962年他拿下法国法兰西汉学院的儒莲汉学奖，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不过，这荣誉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又是另一光景，汉学研究在殖民地不受重视，更叫人郁闷的是，饶宗颐在港大教书16年依然是讲师，没被评为教授。

饶宗颐如此一种满腹经纶、文化载体式的学者留下许多“绝学”。当很多学人困扰“这种学者下一代就看不到”、“会否有后继人”的难题时——或许也可以换个方式理解，二十世纪时代巨变造就的“通儒”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新”，而那样一个时代过去了。饶老那种全凭“求知欲吞没了我自己一整个人”而不断求索和钻研的状态，也不再属于当代学术生产体制。今天的“国学”要不落窠臼，恐怕就要在当代学术分工之中，重新理解和定位自己的时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