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翟志成的《唐君毅先生对民主政治的反思》

作者：罗永康

民主政治，为当今世上全球人类所追求的普遍价值，当无异议。而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以后，民主如星火燎原，从欧到非，自美到亚，几乎每洲都是，遍地开花，即使素被称为独裁专制之中共，其领导人也不时说出要民主改革。而国学大儒，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民主观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相信很多人想知道。今读其弟子翟先生之文章，令余有一粗浅之了解。为免行文混乱，我会分开各部分叙述。

一.引言部分

在引言中，翟先生阐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救国改革，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各主要人物反传统的原因是民主科学未能进入中国。对此，在下有一点怀疑时人之论据。在民国建立之初，便有选举(1)。当然，那非一人一票，然反观欧美，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都不是全民直选(2)。而即使在今天，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之选举，也有规定要达某一个年龄，才有资格投票。我不明白那些攻击传统的舵手们所持的论调是以什么作基础?

接著，作者简述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等对儒家和民主科学是水火不容的一些言论。再而指出，摧毁儒学是“破”，继而为民主科学打造基础是“立”，而作者指出“破”不一定带来“立”，两者无必然之因果关系。对此，我深感认同。

民主是泰西之产物，在法国大革命以先，专制君主反民主之主要根据为“君权神授论”，教廷对彼等的支持，不言可知。即使是宗教改革的伟人，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也是反对民主。然而，洋鬼子并无舍弃天主，背叛上帝。在今日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与民主制度，依然并存。由此观之，作者所言不假。

接著，翟先生把新儒家学者为传统文化辩护的万言千语，精简内容为五点。其为：我国文化并非民主科学之障碍，而是他们不能缺乏的精神资源，此其一。我国文化除有永恒之普世价值，也有非常重要的现代意义，此其二。中西文化互有长短，两者宜互补优劣，此其三。要令我国现代化得到实现，建立比西方更高层次的世界文化，离不开中西两文化的融合会通，此其四。综合上述四点，我国文化不但不可被遗弃，更应继往开来，发扬光大，此为最后一点。

二.唐先生眼中我国文化的民主基因

进入正题，作者指出民主制度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客观事实这一点上，反传统阵营与新儒家学者的看法如出一辙，一色无二。然民主不能出现之原因是否它和我国文化互为水火而不相容? 两大派系的答案立刻差之千里，南辕北辙。反传统人士会肯定，新儒家会否定。而进而诘问我国文化有否民主之根苗?捍卫传统者也众说纷纭。熊十力先生说“有”，梁漱溟先生则说“没有”，唐君毅先生也说“有”。但熊“有”又不同于唐“有”，两者虽然皆云有，然仔细化分，大不相同。熊先生认为秦皇以先，民主思想已在我中华。更甚者，他认为西方民主之根源是来自神州大地。当然，此说被反传统者打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那唐先生的“有”是以什么为论证而立足学界呢? 不外乎是我这个国学幼稚生也懂的人性本善，人人皆可成圣的浅白道理。他的论点谓，西方民主思想是追求保障人格尊严和平等，由此指出中西之间的会通之处。

接著，作者指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形成是出于人性本恶之论，出于对人的极度不信任，而想出要把当权者加以制约之制度，这和儒家的性善有显而易见之不同。

作者指，用辩证法，通过正反过程，把性善走向反面性恶进到合，便是唐先生指民主精神暗合于性善论的最后根据，经此辩证过程，可成为民主政治，但我国先哲没有明白这一转折，最终民主制度没有在我国开花结果。

三.唐先生肯定民主和其不能在我国生根的社会原因

接著翟先生讲出传统儒者的政治思想为道德教化，内圣外王，先成圣贤再成君。利用道德把统治者打造成圣君贤相，从而达到政通人和。至于防止滥权，只在政府内部建立御史和言官等制度，不知以人民的力量监察制衡政府。礼乐教化亦并未使人拥有公民意识，令人民觉得自己有利用行政、立法、司法等可更换和制衡政府之权利和方法。相对而言，西方人是对统治者极不信任，深信绝对权力会带来腐败，故想出三权分立来约制政府权力。

实践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观乎我国历史，昏君多而贤主少，内圣外王者，万中无一。而圣者如孔孟，皆没为王。反而是恶行滔天的无道之君，在位时有尧舜之名。我们看到的，是权力控制道德，而非道德控制权力，内圣外王事实上是空话一句!

唐先生的见解为道德不能根绝政治的恶，而只能实现政治的善。而要除恶，唯靠民主选举之制约权力和立法保障人权。

除思想外，唐先生也指出我国不能产生民主政治的社会原因。彼谓我国地大民多，不像希腊城邦和近代泰西之工业国般易于进行选举。然我国文化对于外来事物，如宗教、经济、民族等，兼容并蓄。社会方面，阶级自由流动。我国也缺乏像西方的各色各样社会文化组织，使人民得以利用来争取政权和监督政府。西方则是多元文化，阶级对峙，冲突对立之激烈，远超过我国。而成就民主政治的因素之一，便是社会上各势力的竞争抗衡，最终达成妥协，用法律规范。

社会学创始人Herbert Spencer 认为影响人的思想最大的原因是社会。此学科虽不是我主修，但我深信唐先生受其影响。

四.唐先生对民主政治的批评

唐先生也不是把民主政治视为普世之最高价值，他认为民主政治只是众多人文价值之一，并且为引申的第二义以下和间接及消极的，并非凌驾于一切的最高价值。民主政治在其眼中只能如前述的令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消极地保障人文世界的存在。

对于当时的民主人士，唐先生对他们也没有甚么好感。他认为彼等只是把追求民主作为争权夺利之工具，总是说别人的不是之处，把自己说成如何的优秀，不懂自省吾身，只知高谈自由、人权和平等。勇于私斗而近乎一人一派系。

前文已述，民主之根为性恶，即认为人生而有罪，所以要作出规范限制，以人民的选举进行制约。但既然人为恶是成立的，则也可以反过来以此作为必须要对人民作出专政的根据。在西方史上，对异教徒的屠杀，“异端”的逼害，圣女贞德被活活烧死等，令人胆战心惊。这些都是唐先生认为民主根源的“不干净”。

至于民主基本的普遍和特殊，差别与平等。唐先生也认为人必会著重自己的观点和利益，以此先行，必然难以做到平等与普遍，而偏重于差别与特殊。这又是民主根源内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而唐先生认为要解决上述两点，必定要向我国文化著重的谦让、和谐求救，并以性善平衡性恶。

对于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唐先生亦不能认同。他认为人是不可能没有等差。向使孔子在世，只得一票，而凡人如我，也有一票，则至圣之人，与吾等鄙贱之辈，权力岂非相等乎?

那么，唐先生既认为要民主制衡统治者，又不认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岂不是自相矛盾，互相冲突? 非也，唐先生的思想，只是复杂，并非矛盾。他是绝对支持平等的，他不认同的，只是选举制度而已。

那如何才能达成平等? 唐先生认为我国文化中，学生对老师的学习与尊敬，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和教育，都在在能缩小等差，达致平等，这比起泰西的不理三七二十一便把互有高低的人给予权利上之平等，更胜一筹。

至于制度，唐先生认为，既然一人一票不平等，而选举时选民又大多数以己身利益作选择，不以候选人的道德人品为先，那倒不如实践尧舜时，选贤与能之推选，让而不争，那和上段的缩小等差结合，既是由下而上，又不失平等，真的理想之极!

而在唐先生看来，民主社会也会造成社会的过度组织性，失去人格的独立性，令人的精神受桎梏，此又与民主自由原本希望解放思想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五.结语部分

翟先生虽为唐先生的弟子，然也不是依师直说，依样画葫芦，在肯定和尊敬己师观点之余，也指出唐先生的部分论点失诸过严和求之过苛，而批评民主人士和政治的一些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最后，作者简单论及上述中西文化引致难以化解的冲突，最终因牟宗三先生的“良知的自我坎陷”新观念而得到消解，水乳交融，相互相即，而体现于《文化宣言》之中。

我的浅陋之见

诚如作者所言，唐先生的言论是针对西方的性恶论，针锋相对，理固宜然。然我自小学至中学都受教会学校的教育，有些对基督教的见解，与唐先生必然不同。而其他方面，也非一色无二。姑略说愚见。

1.原罪论的不同见解

我国文化之“罪”，与基督教之“罪”，深浅之间，有所区别。孔夫子要七十才从心所欲不逾矩，况我等小人? 儒家著重的，是行为上不违反“礼”，非礼者皆勿言、听、视，但从未说非礼勿“想”，耶稣教则连想也不成。举例言之，耶教的奸淫罪，不是指行为上和妻子外的女人有染，而是思想上对一个女人有不好的念头(3)。孔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为也。”但圣经则认为：“贪财乃万恶之根。”(4)所谓的全身皆罪的“罪”，并非全部如我国的罪，一色无二。而圣经上也有论及人有良心(5)，但与我国阳明学的良知可成圣，及为一切之道德，又有显著的不同。

2.对历史认识的不同

作者引出唐先生阐述中古时期基督徒对非我教类的迫害屠杀，无可否认，此为今天教廷也毫不讳言之史实。但难道圣经在其时没有被人扭曲利用，作铲除异己之工具? 马丁路德、约翰胡斯等当年引用圣经提出教廷之谬误，也是被教廷目为异端邪说，约翰胡斯更被活生生烧死，可见圣经被人用作排除异己之言非虚。

前文已述，历史上的非圣恶君，多如汗毛。但自汉武独尊儒术始，儒家学说在每个朝代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实践起来又怎样呢? 信人性善? 历代篡弑之事，罄竹难书，更甚者，连自己的骨肉兄弟也可杀，也不放过！政治制度很多也是出于对人的不信任，落到民间的同罪连坐，诛灭九族，更是骇人听闻，毛骨悚然。

政治上，我们可以说内法外儒，是明干好事暗干坏，但下到民间，我这等平民阶层呢? 之前做清代经济史报告，意外发见明清时民间的合约，原来古人对入赘、结婚等，皆会立字为据。合约出现的最大原因，是口讲无凭，深怕对方反口。由此观之，即对人的不信任，在中国民间也自古存在。

那么，我是否欺师灭祖做汉奸，否定我国文化，视新文化运动各旗手为圣贤，搞二次文化大革命，批父斗母，下课立即揍老师一顿? 非也，我国历史上如此，是儒学被扭曲，如西方圣经一样使然也。至于民间如此，国学不普及也。

还记得零五会考考世界历史科时，看到晚清改革的目标是1%的人口识字。那时我吃了一惊，那岂不是九成九以上的人不识字！当然，古代的计算是有误差的，但即使是相差十倍，也起码有九成文盲呀！怎么可能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烂到这个程度，受教育人口少到这个数字? 要记著，识字未必对我国文化了解，我读了二十多年国史，也只是国学幼儿生而已。

3.对民主见解的不同

唐先生的孔子与贩夫走卒对比论，单对单来说，合情合理。然而，在他的时代，还未有九年免费教育，小学也要收学费，我的父辈很多大字不识一个，而即使是我年轻的时代，很多管理高层也只有中五学历。我大学毕业，但数年来做的工作，十居其九是基层。唐先生的论点除受时代影响外，举的例子也太极端，我相信今天不用说在香港七百万人之中，即使加上台湾的二千三百万，也未必找到一个孔夫子。

今天台湾的民主虽然为很多人批评，但为华人世界之骄傲及我香港人所羡慕，实至名归。唐先生所说的选民被愚弄和候选人的品德问题，在每个地方也曾出现过，台湾当然不例外。但台湾民主才行了数十年，而欧美则行了过百，甚至二百年。数十年对一个人很长，但对一个政治制度来说，还是很年轻，中间经过一些痛苦是必定的，也是必然的。

我的结语

宏观全文，阅读起来不算困难，但美中不足的是辩证法方面，可以解释多一点，而结语内的《文化宣言》、“良知的自我坎陷”等，也应该多作阐述。唐、牟两先生的文章我看很少，故结语部分我是一知半解。还记得入大学修第一科便是中国哲学与宗教，老师第一课便说千万不要看牟先生的书，谓我们是看不明白的，即使是她也看不懂。那时还年轻，自信无比地借了一本看，结果是头昏脑胀，半懂全不懂。

唐先生说的推选在今天看起来还过于理想，对新儒家这几代学人(包括我的老师们)来说，要做到是不难，但要去到全国以至全世界，也不是不能，但还有一段长途要走。至于翟先生说的要求过于严苛，我认为很正常。金耀基先生的爱徒，资深传媒人刘细良先生便说过，中大人是讲理想的。唐先生为新亚创办人之一，心态理想是肯定的，理所当然的。

注释：

(1)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 W.W. Norton, c1999.

(2) 王曾才，《西洋现代史》，台北，东华，民国80年，页178、209

(3)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7-28节，圣经，中英对照(新译本．NIV)神字版，环球圣经公会，2006，页1470-1471

(4)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9-10节，同上版本圣经，页1810

(5)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9节，同上版本圣经，页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