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当代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下）
转向大众文化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于一种不同的分析传统和一种不同的对政治问题的定义。在这方面，虽然拒绝了法兰克福学派和葛兰西学派的精英主义，但文化研究还是接受了它们所专心研究的东西。
尼古拉斯•加恩海姆/著
贺玉高 陶东风/译
这就把我带入了需要的问题：需要文化研究的政治事业的目标，需要在文化实践可能的效力的基础上，即在它们对于推翻统治这一总的事业所做贡献的基础上，对文化实践进行区别对待。这样一个事业需要分析统治结构来认清哪些实践是维持统治的，哪些不是。这就是我引用格罗斯伯格（1992：143）的意义所在，他写道：“确定不管哪种斗争的政治学，最终都需要一张地图，不仅是行动者与能动者的地图，还包括我称之为这场斗争的能动性的地图。”这反过来把我们带到了虚假意识与知识份子角色这一棘手的问题。
文化研究建立在下述转向的基础之上，即从分析主流精英文化实践转向分析大众文化实践。有两个原因造成了这一转向。第一个是通过赋予工人阶级一种对于其自身经验、价值、声音的重要性的认识，来援助工人阶级对抗统治阶级的经验、价值、声音的斗争。简言之，这被看作是对经典的葛兰西式的文化领导权斗争的贡献。但是它假定，植根于这些文化实践并在这些文化实践中得以生效的价值是进步的，并直接产生于被统治的经验。这是一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种革命性意识会由直接的被统治经验产生。问题是要动员这种意识。这一模式随后被法农和他的追随者运用于殖民主义与种族运动以及女权主义运动的语境之中。它至今仍然强有力地贯穿于文化研究中，特别是贯穿在它对日常生活研究日益强调中。这一事业从那时起就给予被压迫群体一个声音，一个来自经验的声音，并且因而根据定义，它是真实的，同时也是进步的。
转向大众文化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于一种不同的分析传统和一种不同的对政治问题的定义。在这方面，虽然拒绝了法兰克福学派和葛兰西学派的精英主义，但文化研究还是接受了它们所专心研究的东西。问题是革命性意识明显缺乏，并且文化研究的目的是分析人们受到或者没有受到动员的机制，这些机制就存在于意在援助进步活动、打击反动活动的解放事业的背后。当然，在这里并没有任何原创的东西。它只是认可了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即人们以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形式意识到了经济冲突并通过斗争来解决它们。
然而，对于我在这儿正进行的讨论而言，它的确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一旦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同经验的必要的真实性相分离，就一定能找到一些根据来把立场确定为要么是进步的，要么是反动的。简言之，我们就必须对文化实践进行区分。这反过来要求对统治结构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与被统治于统治结构的社会中能动的人对统治的理解是很不同的。虚假意识的概念使人们不舒服，因为这个概念看起来暗示了把他者的文化实践当作不真实的加以拒绝，并且授予了知识份子——或者，更确切的说，在文化研究的历史上一个先进的政党——掌握真理的特权。然而，一旦一个人一方面接受了这一观念，即我们与社会真实的关系通过符号表征系统而被仲介，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我们就生活在统治结构，这个结构的机制和效果不能直接被经验获得，那么，像虚假意识这样一个概念就变成了必需。而且只有这样一个概念才能赋予知识份子以一个有用的角色。首先，有机知识份子在一个必然和合法的劳动分工中从那个阶级的经验碎片中创造出一个阶级意识。其次，知识份子通过提供统治结构和斗争领域的地图进而提供了一个政治策略。
有机知识份子在一个必然和合法的劳动分工中从那个阶级的经验碎片中创造出一个阶级意识。其次，知识份子通过提供统治结构和斗争领域的地图进而提供了一个政治策略。（Vcg图片）
实际上，大部分从事文化研究的人都策略性地接受这一点，否则他们的实践就会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他们对于这一点有一种无力的负罪感（debilitating guilty conscience）。当然，这不是说被统治群体的意识一定就是虚假的。那将会是荒谬的。一个特定的意识是否是虚假的是一个分析与论证的问题，并且从政治上来说，它需要被一个特定的被统治群体接受。因为认识到虚假意识的那会儿，也就意味著获得力量（empowerment）的基础。此刻，一个人把自己从他目前直接的情境中与他自己的直接经验的限制中提升出来，并开始理解统治结构的观念。在这种意义上，作为社会精神分析学者的知识份子原型不但是有力的而且是有用的。并且，确实奇怪的是，一种像文化研究这样曾经并仍然如此深刻地受到精神分析思想方式影响的思想传统，竟然应该在承认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压抑的同时又拒绝承认虚假意识。
这并不是要否认，在生产方式内部作为一个特定的阶级组成部分的知识份子立场所内含的紧张。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就都能承认虚假意识的存在，并且因此承认我们并不总是知道我们的最大利益或者据此而行动这一事实。我可以肯定，事实上我们都承认，就某个事物有人比我们知道的多，并且对于如何处理某一问题他们的建议我们应该接受。我也肯定我们都知道日常生存的压力——谋生、维持关系、抚养子女——如何使得我们通过我们承认是非理性的（至少事后看来），并且——温和地讲——从社会的和个人的方面看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作出行动。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出于一种误置的罪孽感和政治正确性，在他们戴上学位帽的时候选择忘掉所有这一切。
拒绝承认虚假意识的可能性，拒绝承认与此相关的对知识份子地位的负罪感，并拒绝承认对精英主义的恐惧，这些促使教育领域内文化研究的地位受到损害。在文化研究创立之初——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从业者都在学术界——它把教育看作是它介入（社会现实）的一个关键领域。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是它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当然，在威廉斯的例子中，参与工人的教育运动是影响深远的和至关重要的。对于这一运动文化研究继承的有两方面。一方面，通过认识他们的经验，包括他们的文化实践，并通过把这些作为研究的有效主题和教室里可以利用的资源，文化研究希望能够把教育与工人的经验联系起来。因此文化研究在早期与本地历史和口头历史的运动具有紧密关系，这一点表现在像《历史专题讨论会》这样的杂志里。但是另一方面，这个运动通过它对教育的特别强调宣称，从政治上学习那些在经验中并不直接有用的事物并且从教室所提供的必要的距离出发来反思经验，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重要的。要学习的事物包括到那时为止还一直为统治阶级专有的有用的技巧和知识。这种对教育的看法——以及对文化研究在教育中的作用的看法——宣称，整个文化，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实践，为知识份子提供了一种合法的和宝贵的角色，并且不怕作出区分。不幸的是，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在教育上的影响已经潜在地变得有害的并远离了解放的目标，因为他以牺牲知识探求与知识教育的更加宽广的政治价值和解放价值为代价，寻求把大众文化实践不加区分的介绍到课堂里。这使我想起几年前我看过的一个卡通，里面有两个小孩在沙坑里玩，由一个年轻女老师看著。一个小孩对另外一个说：“为什么总是那些有博士学位的人想要我们团泥球玩儿？”不管什么原因，文化研究把所有的和每个的大众文化实践都当作有效的抵抗——希望避免与精英主义成为一丘之貉——这一倾向对它的政治目标有极深的伤害性。
在文化研究内与拒绝虚假意识相伴随的是对作为世界状况而不是作为话语的暂时效果的真理的拒绝。但是如果没有某种牢固的真理概念，解放、抵抗和进步的思想将变得毫无意义。抵抗什么？从什么地方？为了什么而解放？向何处进步？文化研究文献过多的玩弄“权力”这个字眼。问题是这种权力的根源一般而言仍然是不透明的。而权力，还有统治结构和统治实践的这种模糊性使抵抗呈现出相似的模糊性。
这里，我们需要在抵抗和应付（coping）之间做出区分。很多文化研究文献很合法地、而且是富有成果地把焦点集中于文化实践如何能够被理解成为是对人们生存状况的反应和应付。对于安哥拉•麦克罗比等人而言，购物赋予妇女一个自主的自我表达空间。对于另外一些人，言情文学和肥皂剧通过幻想也提供了同样的功能。在过去糟糕的日子里，我们把这称为逃避主义；在那些禁欲主义的清教式的社会主义岁月里，逃避主义是一个坏东西。今天，虽然逃避主义可能是对压迫人的社会环境的一个可以理解的反应，虽然它明显地既不是被操纵的也不仅仅是被动的，虽然这些社会主体没有被给予任何其他的选择可能，但在我看来，逃避主义对于抵制统治结构（这些社会主体在其中发现自己）的作用依然是微乎其微的。实际上，逃避主义可能有助于权力结构的维持。这当然正是福柯的主题——广为人知的牺牲者与压迫他们的权力体系共谋的理论。这不是资助这个群体或者把自己的文化标准强加于他们的问题，而是对于系统性强制的认识——人们就是在这个系统性强制中建构文化应付的形式，也是对系统性强制如何阻碍了解放的认识。当然，目标不应该降低在对这些文化实践的人种志崇拜之中，而应该生产一个能使符号权力与（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物质权力的运用有更大的可能性的社会现实。难道我们能不承认存在著极其受限制的、遭到剥夺的、对于社会变革没有任何贡献的文化实践吗？我们或许希望向在这种环境下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文化创造致敬，同时我们也希望改变它们。
在文化研究内与拒绝虚假意识相伴随的是对作为世界状况而不是作为话语的暂时效果的真理的拒绝。但是如果没有某种牢固的真理概念，解放、抵抗和进步的思想将变得毫无意义。（Vcg图片）
统治的结构
让我回到权力和统治结构的问题，因为我想这里可能是政治经济学与当前所理解的文化研究之间的对立的重点。为了把问题说得简单一些，政治经济学把阶级——即，获得生产资料的结构和分配经济剩余价值的结构——看作是统治结构的关键，而文化研究把性别、种族还有其他潜在差异的制造者看作决不是被阶级所决定的另外的统治结构。
父权制和建立在种性基础上的统治结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就存在，并且继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繁荣发展，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同样似是而非的是这样的主张，即建立在性别或者种族的基础上的统治形式能够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仍然存在。直到最近，很多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这样的统治形式仍视而不见，这样一个事实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许多文化研究的从事者那样，认为这削弱了政治经济学及其对阶级的强调，那么，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会深深地误解政治经济学，并误解经济与文化研究所论辩的其他社会关系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本质。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这种种族化、性别化的统治形式——及对这些统治形式的认识与斗争——是通过什么方式决定性地由生产方式造就的？第二，对建立于阶级、性别、种族基础上的这些统治形式的各种反抗斗争之间，如果有联系的话，这个联系是什么？在它们之间是否有可能存在某些策略性的优先性呢？换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也就是问一问，推翻现存的阶级关系是否会有助于推翻建立在种族与性别基础上的统治（或者反之亦然），并问一问，哪些统治方式，如果被推翻的话，会最有利于人类的自由与幸福。
很难反驳那种认为现代的种族统治形式是建立在经济统治的基础上的看法。在北美奴隶贸易及其后果中，在西欧以劳力输入形式的移民中和全世界各种直接或间接形式的殖民主义中，这种看法都是正确的。虽然对于这种统治的认识方式和斗争方式在文化上已经被改变了，并且在将来仍会被改变，然而，如果认为黑人是美丽的，但对经济发展过程、不平等的贸易条约、劳动力的全球划分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壁垒与边缘化却什么也不做，那么，就几乎不能在统治中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步。
性别问题也是这样。同样，我们很难反驳这样一种看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家庭经济作为一个工资劳动和资本形成的领域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方式，妇女常常是、并越来越多地是以白人男性劳动力的损失为代价日益增多地纳入到工资劳动队伍的方式，以及发生在生产方式和对劳动力的规训方面的变化与斗争，这些都给父权制的形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下面这种说法似乎似是而非，但我就是这么看的：当代女权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劳动市场结构变化与劳动力再生产方式上变化（这种变化则是由一方面发生在生产方式上的变化，另一方面发生在更传统的固有的父权制形式上的变化所推动的）之间不断增加的紧张关系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同样，妇女和她们的同盟借以认识并抗争这种统治的文化形式将被改变并具有不断变化的功效。但是我也足够老套地相信，如果不伴以对在经济资源的控制方面的大规模的转变，任何强化妇女权力努力都不会有大的成效。这样的一个转变能否与现存的发达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互相相容呢？这是个有趣也是有待争论的问题。
简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对构成性别与种族斗争的文化实践的政治经济基础及语境的分析，就不能够理解围绕著性别、种族所进行的斗争的起源、形式和利害关系。文化的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主张：所有的文化实践要么是被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要么是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而发挥功能的。但是它的确曾主张并继续这样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某种核心结构特征——首先是工资劳动和商品交换构成了人们必需的和不可逃避的存在条件。这些条件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造就了文化实践发生于其上的平台——物理环境、可用的物质和符号资源、时间节奏和空间关系。它们也提出了由人们的文化实践来充当回应的问题；它们设定了文化的议程表。
政治经济学家发现很难理解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构成里，如果不把注意力集中于文化实践的物质和符号资源如何以结构性地决定性的方式、通过商品化了的文化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制度及过程，而成为实际可用的，一个人如何能够学习文化实践以及他们的政治效用——人们如何能理解他们的生活并进而根据那种理解来行动？如果不研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些文化的劳动力移民潮流和决定因素，研究多元文化主义、族裔散居文化如何可能呢？如果不研究生产和分配作为文化实践的肥皂剧和参与为它们制造观众的广播机构，理解这些肥皂剧又如何是可能的呢？如果不研究使这些文化实践成为可能的生产、零售和行销的过程，研究广告、购物，更不用说赞扬它们解放的潜能，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在这个危急时刻，在任何对文化和它的政治潜力的研究中，怎么能够忽视全球文化市场和作为这些市场的可能条件的技术性和规范性过程及资本流动？一个人如何能够忽视发生在政治性质和斗争性质上的变化如何紧密地与经济驱动下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政治与报纸和广播电视频道这样的社会传播机构之间的关系上，以及政治与经济驱动下的社会群体和文化消费者碎片化状况之间的关系上）相联系？如果说这就是还原主义或经济主义，那就算是吧。无论好坏，这正是我们实际居住的世界。
（本文原载《西北师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