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被“隐喻”掉了吗？——李欧梵谈香港寓言
近年，香港的境况与遭遇使之越发成为沈重的字眼。在文学之中，香港似乎也是沈重而过载的隐喻。然而，香港身份毕竟是多样而杂种的，香港的书写是沈重却也可以轻盈。如李欧梵所言，香港的故事或许终将也会接地，而非永远漂浮。
黄子平为陈冠中的《香港三部曲》（2007）作导读时，引用香港作家也斯的大哉问：“香港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难说？”陈冠中的说法是：“香港被‘隐喻’掉了”。隐喻，是“去芜杂，略细节，滤噪音，失记忆”——就像中环的都市风景线，鲜明简洁，能讲成一个动听的故事，口口相传。可这故事又别无他物，“只剩下了重复和重复”。
尽管“香港无故事”的说法一度困扰著香港书写，但却不妨碍香港作家及艺术家持续创作出自己心目中的香港故事。6月21日，香港中文大学李欧梵教授以“香港的寓言”为题，作华文及比较文学协会双年会（ACCL）的开场主题演讲，回溯香港在文学、艺术及表演中如何被呈现为不同的隐喻形象。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杜克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共同发起，这是首次在香港举办。
李欧梵并非生在香港，但于此地居住廿年，日久他乡是故乡。他自谦不是香港研究者，而是以读者的身份来阅读，并笑称为了报告而在家中恶补小说，至今还没看完。李欧梵表示，今天的香港故事，其框架早已超出“九七大限”的想像，或者“什么也没有发生”（陈冠中同名小说）的历史阶段。五十年后的香港或许将变成另一个香港，中国化的香港，但挣扎其间的城市书写，将呈现出新的不同面貌。
“时间尽头的城市”抑或“世界之间的城市”？
宽泛而指的寓言（allegory），或说隐喻（metaphor），是以一种事物喻指另一种事物，令我们在陈旧语言之外而对事物有全新的感知。它同样存在于视觉图像、表演、装置以及展览之中。
李欧梵首先追溯了历史上几个重要的香港隐喻。“借来的空间，借来的时间”（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源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成为有关香港最知名的说法之一。身为英国所剩无几的殖民王国，“贸易港”香港也被称作“东方之珠”。曾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多年的阿巴斯（Ackbar Abbas）将其形容为“最后的贸易王国”（The Last Emporium），它“纯粹是一个贸易-制造中心，而现在变成另一块充满各种物质的地方”。
“消失的空间”（city of “disappearance”），是阿巴斯对香港的更为著名的描述，为香港研究者广为引用。后殖民暧昧状态下的香港，往往被误认作逝去的意象，种种陈腔滥调令我们无法目睹真正的当下，或拒绝承认本有之物。阿巴斯又以“（不）呈现”（dis-appearance）来表达一种特别的对抗策略，即是不采用表面的差异，而是在无分别的状况下，不知不觉地进行批判。
富有代表性的香港书写首推梁秉钧（也斯）的中英文对照诗集《形象香港》。英文书名City at the End of Time，译作“时间尽头的城市”。诗集由学者张美君、奥城（Gordon T. Osing）以及阿巴斯作序。梁秉钧善写印象主义式的诗句，多用借喻与转喻，而非隐喻。他以本土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题材入诗，部分作于80年代以前，捡拾日常细节，肯定生活的诗学，化殖民性的桎梏为转机。
其中最重要，也最广为引用的一首叫做《形象香港》。梁秉钧如是写道：“历史是一连串形象／塑造的材料可以是纸箔、塑胶、纤维／雷射影碟的按钮⋯⋯我们擡头／眺望月亮，今夜的月亮／在时间的尽头还是开端？ <⋯⋯>时间在过渡，空间也在转变：／我们在寻找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增添也不删减／永远在边缘永远在过渡／我们用不同颜色的笔书写／这些东西也很容易变得表面／历史就是这样建构出来的吗？”诗人以独特的历史关照，展现出开放的过渡时空。在过渡当中，城市迈向时间的尽头。
李欧梵本人受哈佛大学出版社之邀，也曾写作一本有关香港的英文专著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世界之间的城市：我的香港》，2010）。受到本雅明的启悟，他以城市漫游者的行走策略勘查香港各区文化史；又以读者、学者、作者的不同身份，透过殖民地历史、小说、电影和建筑来诠释都市地理文化，论说香港生活方式与复杂的中港关系。
李欧梵的英文著作 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资料图片）
香港作为城市的文学系谱：“我城”“浮城”“V城”“失城”⋯⋯
考察香港作为城市的文学系谱，往往是寓言化的故事居多。上世纪四十年代，尽管香港曾有过写实主义小说《虾球传》，描写主人公虾球在抗战后由香港到广州的种种际遇。但写实主义并未成为后来香港书写的主流。要处理现实题材，并非只此一种写实范式，故事同样可以写得充满新奇与想像。西西以降的创作正是如此。当下一代的香港作家，尤其偏爱将城市作为隐喻和寓言来书写。
西西的小说《我城》（1974），重要性无须赘言。原稿最初在日报连载，每日一千字，西西自己绘画配图。此后，“我城”一词慢慢进入主流社会，成为指称香港的代号，在“国藉”以外确立了“城藉”此一认同点。西西的另一篇小说《浮城志异》（1988），创作灵感来自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其中一幅画作名为“庇里牛斯山的城堡”（La chateau des Pyrenees），茫茫大海之上，一块巨大的岩石飘浮在空中，上有城堡一座。这座颠覆地心引力的浮城激发了不少后来者的想像力。如今，“浮城”已是香港的重要隐喻。
“我城”和“浮城”之后，是八九“伤城”、零三“病城”。又有董启章的“V城”系列（2011）——V指Victoria——包括《地图集》《繁胜录》《梦华录》《博物志》，以及潘国灵的城市学系列，黄碧云的《失城》，等等。这些作品以本土视角出发，多以街名和地名作为香港的换喻或借喻。此一手法早在梁秉钧的《形象香港》之中有所体现，比如《北角汽车渡海码头》和《鸭寮街》呈现城市空间的拥挤、没完没了的消费；《花布街》以寓言和历史角度唤起的“九七”身份危机。
从地名、物质性名词之间找寻香港的历史线索和城市趣味，这个传统持续至于今而不衰。春园街、雪厂街、爱秩序道（由港英少校的名字翻译而来）、通菜街、西洋菜街等等，在董启章的《地图集》中成为主角；陈冠中的小说《金都茶餐厅》，则讲述了很多港式菜色。
傅柯提出的异质空间（heterotopia）概念，受到许多香港作家的青睐，他们往往借以强调城市的混杂性。比如，董启章在《地图集》中生造英文字眼来描写香港（如counterplace、commonplace，misplace，displace），便是受傅柯影响。潘国灵的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2016）与之类似。故事穿梭在写托邦（writopia）与沙城的双重世界之间，主人公从“逐渐腐化，风化而消失的城市”沙城（即“香港”），逃进写托邦的国度，空间的意义指涉越发复杂。
后设小说（metafiction）是书写另类历史的方式。其中，董启章的“自然史三部曲”系列引人注目。《天工开物·栩栩如真》（2005）、《时间繁史·哑瓷之光》（2007）和《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2010）三部作品，标题分别援用或拟仿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1637）、霍金的《时间简史》（1988），以及达尔文的《物种源始》（1859），对话近现代中西方的知识论述。李欧梵认为，董启章始终在找寻香港、岭南文化的意义，最后寻到形而上学之中。他在小说中创造自成的世界，一个文学宇宙。小说的时间被推向未来与抽象，成为反思历史的一面镜子。董启章乐于引用鄂兰对于知识分子两种生活的论述，一种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生活，一种是哲学家那种敏思式的默想生活，他由此寻求一种令上述两条血脉杂交的文学生活，以文本形式与读者共享自己的思考，取得现实与想像的共鸣。
董启章的作品体量庞大，李欧梵笑言自己也未读完，估计香港读者很少能够看完。这使得董启章的造诣同时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缺乏实践上的行动，创作与阅读、写作与行动的关系往往自相矛盾并受到挑战。毕竟文字营造的世界，与我们目之所见的香港，存在难以协商的距离：一些事件在现实中不会发生，但在文本中发生了。或许要问的是，倘若写作者将香港故事变成隐喻，那么现实的意义又在何方？
李欧梵又提到，马家辉去年出版的小说《龙头凤尾》（2016）使人惊艳。他以扎实的史料研究作为基础，来写日据时代香港黑帮老大与英国人情报官的同性畸恋。小说最初写得色情，越往后越精彩。在三十年代末的江湖和爱欲之中，背叛作为关键词不断出现，某种意义上编码了香港的历史。李欧梵说，外国人的恋爱不忠，或许是马家辉的隐喻：殖民地政府背叛了香港。
李欧梵认为，董启章始终在找寻香港、岭南文化的意义，最后寻到形而上学之中。他在小说中创造自成的世界，一个文学宇宙。李欧梵又提到，马家辉去年出版的小说《龙头凤尾》使人惊艳。他以扎实的史料研究作为基础，来写日据时代香港黑帮老大与英国人情报官的同性畸恋。外国人的恋爱不忠，或许是马家辉的隐喻：殖民地政府背叛了香港。（Ray Lai摄）
女性作家的香港书写
香港作家往往热爱艾可、卡夫卡、卡尔维诺（尤其是他的《看不见的城市》）等等西方作家，其阅读喜好与写作常常呈现互文的关系。李欧梵觉得，香港人对卡夫卡的迷恋程度，在华人之中可谓罕有。不论戏剧、歌舞还是文学，都充满卡夫卡的影子。何以卡夫卡在香港如此流行？他认为这个命题值得研究。
近年，谢晓虹、韩丽珠等香港年轻女作家皆有佳作问世，她们风格各异，均与学界有著密切关系。其中，韩丽珠有著近似卡夫卡的主题和遣词造句，平实无花巧，却又令人惊奇。她的长篇小说《风筝家族》（2008）写那种典型的生活在香港小房子中的人，透过奇异都市想像，处理人的亲密关系及社会疏离。谢晓虹的《好黑》（2003）呈现不安的感官世界，她高度冷静地书写嗜血而暴烈的场景：有性欲高涨时割舍自己的器官换钱、以交易女性身体的少年；有在爱与伤害之中，沦为断肢残臂的情人。将身体的形象带出来，正是二人写作的惊人特点。
超现实主义在香港书写中占据了一个特别的位置，部分离奇的意象，使之更有效地扎根于现实性之中。韩丽珠和谢晓虹合写的作品《双城辞典》（2012），或许参照了韩少功《马桥辞典》（1996），以关键词来作索引。不过，智海的序言道出了二人作品之中城市隐喻的矛盾：“出于痛切，有时很难避免把韩丽珠和谢晓虹笔下的城市当作我城，和我城的隐喻”，“可是如果只把小说看成隐喻，她们两人就不用写小说了”。
另一位新世代女作家李维怡，便是反隐喻之道而行，回归小说写实主义的实验脉络。李维怡参与社会运动，以影像关注社区和在地生活，同时将写作视为一种劳动。她自称“文字耕作者”，强调创作并非无中生有的“创造”，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元素进行“重新组织”的“创作”。《行路难》（2009）和《沉香》（2011）等作品，以“成长”和“传承”为主题，呈现出现今世代荒诞的生活面貌，以及个体身处其中的困惑、迷失和挣扎。李欧梵指出，李维怡与董启章的创作观看似十分不同，实则惺惺相惜。董生为她所作书序之中，便极力肯定她的文学写作如何给狭义的行动与公共生活提供了一种想像训练。
此外，女作家李碧华的小说《胭脂扣》（1985），体现了以女鬼隐喻老香港的一种再现。李欧梵认为，由此改编的电影《胭脂扣》（1988），是港片之中数一数二的佳作。梅艳芳所唱《客途秋恨》一曲，点出了香港通俗文化、以及中下层人群极关心的一个主题：作为岭南文化之代表的大戏。实际上，许多作品之中都有广东南音《客途秋恨》的影子。比如，董启章写于回归前夕的《永盛街兴衰史》，即藉其词曲来追寻香港人的身份。李欧梵觉得，很多关心西方理论的作家或许把广州与香港的这段双城历史给忘记了。
待写的香港史：沈重或轻盈
香港史仍是有待书写的。李欧梵指出，目前尚未有香港官方以中文写的的香港史。市面可见的香港史，大多出自内地学者或殖民学者的手笔。
就香港文学史而言，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小思）编纂的《香港新文学年表（1950-1969）》（2000）强调南来文人脉络下的丰富史料。近年，陈国球等人编纂12卷的《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2016）试图用中国五四文的模式建构香港文学之大系。李欧梵称赞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但却十分重要的脉络梳理，然而后续的出版在香港却难以找到资金资助，不得不说是个怪现状。
香港作者自发选择的回顾历史的方式，往往是抽象或梦幻的。1997年回归之际，何庆基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香港三世书之再世书: 卢亭考古新发”便是一个典型。这场展览以伪考古学的方式，请艺术家创作与卢亭相关的“历史证据”。“卢亭”，是传说中居于大屿山大澳一带、半人半鱼的港人祖先。此一置身中国边缘，生活介乎水陆两个空间的两不像动物，成了香港文化身份的隐喻与另类历史写照：反叛、边缘、游离。而这背后是香港故事错综复杂、难以讲述的尴尬。
最后，李欧梵以今年2月香港艺术节的“世纪·香港”音乐会，作为香港寓言的收尾。由作曲家陈庆恩等人合作，音乐会以电车的形象和声音，串连起文学、诗歌、录像、歌唱和音乐，谱成了一系列动人的多媒体香港史诗。文学文本包括了战前到现今、从张爱玲到廖伟棠等新旧作家赠予香港这座城市的文字；音乐则融合了南音、客家山歌、大众流行乐、交响乐以及田汉的战曲《再会吧，香港！》（当年他在香港参加左翼话剧时所作歌曲）等等，为这座城市自开埠至回归二十年后的时光流转谱写了一段情诗。
近年，香港的境况与遭遇使之越发成为沈重的字眼。在文学之中，香港似乎也是沈重而过载的隐喻。然而，香港身份毕竟是多样而杂种的，香港的书写是沈重却也可以轻盈。如李欧梵所言，香港的故事或许终将也会接地，而非永远漂浮。
当日讲座由中文大学文化研究学部主任彭丽君老师主持。（Ray Lai摄）
（本文根据作者发言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