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开放信任 回归后香港核心价值变调了吗？
上文提及，项敦荣认为港英时代在大多时候都不如现在的政治体制来的民主，而港英后期之所以会有一连串的政治改革，大多起因于中英角力之下，英国为了施压与谈判所需之下所为的判断。且与多数人追求双普选的想法不同，项敦荣反倒认为在资本垄断的情况下，落实双普选可能造成香港政治更加混乱。而Kevin与Taurus虽也认同港英时期并不完全民主，但对于香港政府的自主性，以及最关键的核心价值：“自由、开放、信任”，他们认为现今已完全变了调。
“五十年不变”的资本巨兽
“香港的经济、政治体系是由大资本财团垄断的，但这个垄断体系又是《基本法》里‘规定’的—香港资本主义五十年不变，它‘规定’了香港社会价值的保守、不采取全面的政治选举，好让这些保守的资本力量进行垄断—这也是殖民主义产生的畸形的社会体系。”项敦荣表示，很多人以为只要有了选票，政府自然就会听取民意，然而，该想法显然忽略了港英所遗留的垄断体系—大资本财团对政权的控制能力。“现在的资本家还能通过选举委员会、功能组别等方式，光明正大地操控政治，这也是维系资本主义体系的必须手段。当废除功能组别、废除提名委员会后，大资本就不操控政治了吗？它还是会，而且会用更被掩埋、更不明显的手法，比如买票、贿赂和说客政治，政治就会变得更肮脏、更难以反映民意，而且他们还会透过传媒告诉你，‘这样的政治就是你们想要的最好政治’。”他表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构成是反映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衡。在大资本垄断经济的情况下，要求大资本不能操控政体，是违反逻辑且缘木求鱼的。
项敦荣认为，香港人的愤怒很多时候投错了对象，或被引导到错误方向，例如大家不应该仇恨政府或是警察，而是那些操控香港社会的大资本。“但他们没有去包围资本家，网上甚至有很多讨论，说太古广场最近对参与抗争的示威者很照顾、说‘太古广场是香港人的商场’，其实它们才是你们要抗争的对象，是它们控制了香港政治！你说这不是很讽刺吗？”说到此处，项敦荣略显激动又抱着几分无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有些东西只有在经济景气的环境下才能提供，但香港当下的情况，要怎么才达成理想的社会？可能需要一场社会革命，一场真的要打倒大资本的革命，但有没有可能实现？不可能，因为这要推倒《基本法》系统和香港政府。如果你认为，香港不可能出现经济革命、中央也不会允许，那你就应该认清政治现实，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你所要求的改革，或者争取你想要的改革。”
项敦荣认为，2014年人大“831框架”虽由提名委员会决定特首候选人、即无法根除大资本对政治的控制，但因为特首需要同时向大资本和普罗选民负责，而前者必然会提名他所能够接受的人选，如此一来更容易使大资本认同一个有为政府所提出的社会改革。“但很多年轻人难以接受这样的妥协吧。这也把唯一可能进步的选项抹除掉了，很可惜。”项敦荣苦笑道。Kevin和项敦荣对民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他们也同意，英殖香港并非十分民主；不过他们亦强调，港英政府的连串改革，确实开启了港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想像。
“我不认为港英时期是完全的民主，但它启发了香港人，让我们有较平等的机会去选择我想要的人。我们经常说，如果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我亲手选的，那是我自作自受。但很多时候不是这样，我根本没有选择，被迫走上这条路。”对于示威者在立法会挂上港英旗，Kevin认为，那不代表大家怀念英国统治、香港人不认祖归宗，而代表着向往一个良好管治的时代，以及香港人所认同的价值。什么是香港人所认同的价值？Kevin说是“自由、开放、信任”，但都已变了调。
“什么是自由？我举个例子，以前别人问我父母是哪里人，他们只会说‘我是香港人’，而不会说‘我是英国香港人’；现在呢？香港和广州经常有足球比赛，电视上显示一边是‘广州’，一边是‘中国香港’，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广州不用加‘中国’，但要硬生生把它塞到香港头上？”Kevin强调，“我是香港人”的说法并不代表“港独”，而纯粹是“身于何处”的表达，但现在却不断被那些思想和话语压迫。Taurus补充：“这就是自由，就是我有不表态、不做的权利，但我们现在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要求我们表忠，好像不这样做你就是反动、就是不支持祖国，香港人表态与不表态的空间好像愈来愈小了。”从2003年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科，到今年反对《国歌法》立法及反修订《逃犯条例》的风波，或许不难理解Kevin所说的“自由”是什么，以及香港人面对“自由”被紧缩后所感受的焦虑。如果说，《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及《逃犯条例》的修订，反映香港人担心的是言论表达后面临的不利处境，那么反国教和《国歌法》，则是让大家担心连“不表态”的自由都将丧失。
由此不难看出年轻人对香港丧失独特性的担心。或许就如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预言，“香港的明天取决于两种速度的比较，一种是‘香港大陆化’，一种是‘大陆香港化’，哪种发展的速度快，将决定香港的未来”；而面对内地急速崛起并推出各种中港融合政策，在香港人看来，“香港大陆化” 的速度来得更快一些，年轻人对“香港沦为中国一座普通城市”的焦虑尤为强烈。港督比行政长官更有自主性？内地因素对香港的影响愈深，香港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似乎就愈低落，不少人甚至以为，港府“一切惟北京是瞻”，缺乏独立自主，比殖民政府更不为香港人利益着想。
“以前的香港是殖民地，它不是英国的一部份，但有时候英国港督却会以香港利益优先，甚至跟伦敦对着干。我不会天真地定义他是真心为香港好，港英政府在香港是小众，他的统治阶层可能只有5%，华人仍人香港的最大群体，而他们会为了power balance去听华人的意见，以本土利益获取社会支持。”在Kevin看来，英国虽是殖民者，但统治方式有其艺术性，不是单纯剥削或撷取利益，而是播下种子经营，当种子长成果实，也就强壮了香港；而如何妥善管理殖民地，又让英国获利，是港督最大的责任，当中麦理浩的社会改革，确实为香港发展带来黄金期。“港督是英国王室代表、是殖民地统治者，你不能轻易撼动，但他可以做很多最符合本地利益的弹性政策。现在呢？特首敢去对抗中央吗？他连自己说他不干了也不行。”Kevin无奈地做此结论。
对此，学者邝健铭所著《港英时代：英国殖民管治术》一书也曾提及，由于英国需要管治全球殖民地，难以事事关切香港事务；至二战过后，英国又忙于应付内忧外患，所以港督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不会事事跟从伦敦旨意。例如，1956年“双十暴动”过后，英国原本考虑放弃香港，但遭时任港督葛量洪强烈反对；至六十年代，时任港督戴麟趾更曾因“有太多来自伦敦指手画脚的事情”而深感不满，甚至威胁辞职。Kevin感叹，香港脱离殖民回归祖国，但“港人治港”二十二年的结果，却反而让人觉得特区政府没有以港人利益优先，“我们只是中国的一部份，要配合中国发展。不是说这样子不好，但很多时候香港的付出跟收获不成正比。”他质疑，港府斥巨资兴建高铁、打造沙中线，承建商或分判商刚好都涉及中资，而该工程也都被批评质量欠佳。
“还有香港人很在意的土地、水货客、医疗等问题，我不能说这些都是内地人的错，但这确实是其中一个原因。”Taurus批评，特区政府没有考虑香港的承受能力，但在过去二十年内开放约70万名新移民来港，导致本地资源供不应求。“那背后的agenda就很明显了。”他们认为，特区政府丝毫不敢违背中央政府旨意，未把香港的前景放在第一位，也造成许多攸关本土民生的政策进退失据、民怨不断，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也越来越薄弱。不过，项敦荣却认为，这些感受未必符合真实的情境。
上文节录自第17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9日）《从英殖香港到中国香港 年轻人心中的香港变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