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时期更民主？ 90后博客：回归后政制比较进步
“可能因为家人曾在港英政府里面工作，我从他们的经历得知港英政府内部种族歧视的盛行，所以对殖民时期没有美好幻想。”项敦荣家里有两代人都在政府工作，家人也颇为关心香港的政治局势，他在耳濡目染下，形塑出另一个港英模样。
港英时期比现在更民主吗？
“除了彭定康任期最后两年（1995至97年）比较民主之外，很难说英殖香港有民主。1995年港英政府为什么忽然推动立法局变相直选？仅仅是英国为了增加与中共的谈判筹码，才会在香港实行政制改革。彭定康为什么会做这些判断？因为当时苏联东欧集团瓦解，中国又发生了六四事件，很多人觉得中共根本熬不过九十年代。”不少香港人推崇彭定康留下“丰厚民主遗产”，但在项敦荣看来，长达156年的殖民期间，港英政府只在最后十多年才让香港人享有民主；至于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也只是出于对中国政治形势的“误判”才推行，而该误判也导致立法会直通车计划以失败告终。
“真要说英殖留下了什么民主遗产，（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写过文章说香港是‘半民主体系’，即香港的‘民主’体现于政府咨询民意，并通过咨询而不是选举来使自己的政策更符合民意，这就是港英政府留下的。为什么它们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因为它不可能出现由全面选举产生的政府，而港英政府的咨询性民主，就是特区政府所继承的最大民主遗产。”项敦荣甚至认为，除了回归前两年的过渡期，回归后的代议民主和选举制度，都比港英时代进步的多，政府官员更加惧怕舆论。
特区政府的确保留了类似港英政府“行政局”的咨询体系，包括由行政长官、问责官员及社会人士组成的行政会议，以及隶属于各个行政机构的专业咨询组织，共同组成的“港式咨询民主”。无可否认，回归后港府决策的荒腔走板，难免令外界质疑咨询机构的作用，已不足以满足香港人的高度民主追求；然而，从英国殖民到主权回归，它又确实是香港最普遍、最独特的“民主”方式。
曾在《泰唔士报》及《卫报》担任海外特派记者，并被《泰唔士报》誉为二战后最伟大的五十名作家之一的Jan Morris，曾在其著作《香港．大英帝国的终章》中指出，英政府从来没想过代议政制适合香港，虽然香港享有言论与就业自由，但完全没有选择统治者的自由，因为英国管辖殖民地的最基本原则，是立法机关的大多数议员应该由政府委任。
她又提到，《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英国大势已去，因为香港未来的任何本质改变，都必须得到北京同意；她感叹，尽管1986年立法局已出现少数间接民选的反对派议员，但议会充满戏剧感，宛如一本正经讽仿英国国会的表演—反对派议员除了保持如同国会议员般的高雅礼仪外，所谈及的话题都无伤大雅，甚或徒劳无功—因为港督拥有绝对权力，可以撤销立法局通过的任何议案，但议会却不能否决港督所推行的政策。Morris还形容，1986年后的连串政制改革，“都可视为受到施压后所产生的结果。”
仅管港英时期的民主制度在大多时候并不健全，但Kevin及Taurus表示，随著时代不断演变，这一代年轻人所要争取的公民、社会权利，与港英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我感觉我们能做到的事情比较多，80、90年代公民教育开始开放，这些是上一代比较少谈论的，跟我们也会有不同认知。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批评，但上一代的人现在刚好在收成期，他们努力工作了一辈子，现在正在享受生活，不要改变、维持现状可能是最好的。相较之下，年轻一代对理想的追求及现状的不满比较强烈，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未来要展望。”
年轻人将对未来的改变、以及公平社会的追求，寄望于比现行制度更加完整、民主的政制改革之上，1995年立法局高度代表性的选举办法，也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政制典范。但项敦荣认为，港英政府的政制改革，确实让香港人对民主普选有了很多想像，然而，香港人所向往的，其实无法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中达成。请继续阅读：自由开放信任 回归后香港核心价值变调了吗？
上文节录自第173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9日）《从英殖香港到中国香港 年轻人心中的香港变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