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判清洁工】以价低者得招标 承办商为挣钱牺牲工人薪酬福利
检讨公共服务外判制度的政府跨部门小组，短期内可望公布检讨结果，提出改善工人权益的措施。自1990年代起，特区政府牵头实施外判制度，将公共服务包括清洁、物业管理交予市场，惟廿年来，有关外判制的批评此起彼落，触发外判工罢工、抗议事件，去年底有海丽邨清洁工工潮，近有观塘垃圾站工友抗议遭不合理对待。外判制本意是提升服务质素及效率，却成为政府压低成本的手段，一众前线员工成为劳动金字塔中，最不被尊重的底层。究竟这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还是制度的缺失？
超强台风“山竹”上月吹袭香港，城中满目疮痍，交通接近瘫痪之际，一众外判清洁工却赶紧回到岗位清理垃圾。“（公司）点会理你点返工呀！”69岁的强哥有气没气地说。他是食环署的外判清洁工，每早到上水站头打卡后，便乘小巴到由他一人独力负责的村落工作。台风过后的清晨6时许，即改挂“三号波”后约一小时，强哥便开工，他说公司规定在“八号风球”除下后两小时要回到站头，但因为自己的住所邻近站头，半小时内回到便成了公司理所当然的期待，当时交通仍未恢复，他只好以单车代步，绕过重重塌树障碍回到公司，殊不知这只是狼狈的开始。当天街道垃圾倍增，许多塌树压着运送垃圾的大型垃圾桶，强哥用一把检来的烂锯，不断锯断残枝挪出垃圾桶，才能开始清理街道，而公司从未提供相关培训及器材，大家只能“执生”应变。
强哥说，自己所负责的乡村有不少人种植杜鹃，茎上有刺以致经常弄破手套，甚至𠝹伤，但公司每月只提供塑胶及布手套各两对，自己唯有多加留神。每当恶劣天气，公司只给予一件反光背心，水鞋、毛巾、雨衣等装备需自掏腰包购买。为了省钱，强哥只好以黑色垃圾胶袋充当雨衣，带着一顶草帽，抵着滂沱大雨工作。他无奈地说：“平日执垃圾见到有合用的物资，便先自行收起来。”
三年来，强哥每周工作六天，日做八小时，26天的汗水只换来每月约8,900元薪水及220元的交通津贴。他不明白，为何自己在工作岗位辛勤付出，却得不到合理待遇和装备，乡村道路崎岖不平，手推车烂了数个月，公司坐视不理。但为了饭碗，他不敢怠工，期望多存一两年钱便退休。在香港，恶劣天气带来的影响只是一时，但外判工的劳工权益受剥削却看不见尽头。
奉“效率”之名剥削工人
“我会形容他们是‘苦劳工’：工时长、劳动强度大，职业安全及健康保障不足，所以他们活得很辛苦。”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道出外判工的本质。
1980年代初，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英美政府为公营机构引入市场手段刺激经济。这股浪潮传到香港，港府当时为提升经济效益及服务质素，遂引入外判制提供公营服务，期望以市场运作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据效率促进组（现称效率促进办公室）的政府外判服务调查报告，在2000至2012年间，政府外判开支由每年317亿元增至629亿元，合约数目则由4,389份升至6,456份，外判合约总数增加47%；非工程类合约在十年间急增四成多，物业管理、清洁及保安等服务外判合约有5,285份，占整体外判服务逾八成。
政府声称外判制可提高效率，其实想悭钱，想用一元去做1.3元的事情，而不是同样成本做得更好，看见外判工待遇每况愈下，政府真正目的就不辩自明。
报告又指出，政府声称采用外判制并非为削减开支，但多个部门转采外判制后，可节省两至四成开支。如房屋委员会在2001年进一步外判公屋管理服务，明确表明逐步将当时即将落成的18万个公屋单位的管理及维修保养工作交给私人公司承办，连同首阶段的外判单位，到2004年外判单位的数目将达398,000个，占全港公屋总数三分之二。在此之前房屋署早批出12份物业服务合约，平均节省成本两成，如将因取消职位而减少的薪酬开支计算在内，估计整体外判工作计划在十年间可节省达48亿元。
过去十多年，政府不断以外判形式提供公共服务。现时政府有约四万名外判非技术员工，主要涉及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房屋署及政府产业署（产业署）四个部门，前两者聘用最多清洁工，截至去年底分别有9,217名及6,274名。
理论上，政府期望透过外判，让部门与私营服务供应商签订服务合约并付费，由供应商提供指定的公共服务；但在实践上，政府以促进效率为名，一手把责任外判，一手为承办商打开大市场，代价却由工人承受，不单工资微薄，而且雇佣保障不足、装备及生产工具匮乏、职业安全受威胁。在外判制度下，每份合约金额数以千万元计，但最终能到工人手中的，却是微不足道。
去年12月，长沙湾海丽邨清洁工友为追讨遣散费罢工十日，当时约满的承办商误导清洁工人签署“自愿离职书”，逃避支付遣散费，最后承办商答允满足工友大部分遣散费及加薪诉求，但并非每位外判工都能如此“幸运”，取回应得权益。承辧商压榨工人手法层出不穷，不同程度的剥削每天在上演：除了威逼利诱员工签下自愿离职信外，外判商还会以不同方式克扣工友年假；更甚的是，政府外判通常每两年招标一次，在转换承办商时，即使工友仍在同一地点及岗位工作，在旧公司的年资却不获承认，变相减薪之余，年假也从头计算，长期服务金付诸流水。
送羊入虎口的“价低者得”
承办商想尽办法节省成本，归根究柢是“价低者得”外判招标准则所致。据《政府采购简介》，为取得最符合经济效益的服务，因此各部门视“价低者得”为采购外判服务主要考虑因素。清洁服务属劳力密集行业，劳力成本占整体成本最大部分，如要压缩开支，工人薪酬及福利定当首当其冲，因此“价低者得”引起承办商之间的价格竞争，对工人待遇及权益百害而无一利。
多年来，黄洪关注劳工、社会保障及贫穷等范畴，对最低工资、在职贫穷等社会议题有深入研究。对他而言，设立最低工资有幸有不幸：“有了最低工资才稍为好些，四千多元月薪不再，现在工作起码有八千元 ，但最低工资就是他们的工资，九成清洁工只拿到34.5至35元时薪。”
据劳工及福利局（劳福局）就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2018/19年度财政预算而提供的答复，截至今年1月1日，四个主要采购部门合共聘用37,299名外判非技术员工，提供洁净、保安、废物收集等服务，当中有10,766名员工只领取时薪34.5元（图一），即仅达法定最低工资，占28.9%；约四成七（17,369人）领取多于34.5元至不多于36.5元时薪，工资低得只能勉强生活。而服务承办商于标书中承诺要求非技术员工的每天最高工时，尽管保安员工时普遍较清洁工工时短，但整体而言仍有约五成一外判工每天工作最多10小时至不多于11小时（图二），如果人手不足，外判工或会被要求替更、加班，因此实际工时可能更长。
在黄洪眼中，政府美其名是“提高效率”，实质是“悭钱”：“只是用一个更好的字眼去包装：本来用一元，在外判制下用七毫子便做到；你（政府）现在是用一元去做1.3元的事情，这很明显是缩减成本，而非用同样成本去得到更多、更好的服务。”黄洪没好气地说，即使政府没有将真正的外判目的宣之于口，但当工人待遇每况愈下，便已不辩自明。
上文节录自第13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0月2日）《外判制千疮百孔 小修补岂能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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