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府纾困】振兴不派钱　台湾政府的“酷碰”神迹信仰

为因应新冠肺炎对台湾社会、经济等层面带来的冲击，民进党政府抛出数额有望突破新台币1.05兆元（新台币，下同），号称史上最高的“扩大纾困振兴方案”要来“救台湾度过难关”。在如何提振经济衰退下的消费疲态方面，台湾当局无不以2008年金融海啸后，马政府发放“消费券”的经验为借鉴，强调消费券无助稳定就业和刺激消费，也反对“直升机撒钱”式的全面发现金，而提出了一个命名“新潮”的“酷碰券”（coupon）构想。
究竟现金和消费券，是否如同民进党政府所言，是无助于刺激消费？名目新潮的“酷碰券”难道就能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政府又该如何思维纾困振兴的对策？为此，多维新闻专访台湾政治大学财政学系教授陈国梁，解析台湾政府在纾困振兴问题上有何缺失与盲点。

揭开兆元纾困预算真相

新冠肺炎病毒对社会带来的威胁，不只是对生命的伤害，也包括对人民生计的冲击。陈国梁向多维记者表示，台湾当局对疫情的控制还不错，却相对忽视疫情对经济活力和消费规模紧缩的负面影响。

尽管台湾政府为纾困振兴所提出的财政刺激方案，从政府支出的名目上已翻倍增长，从第一波纾困的600亿元到现在要“破兆元要救台湾”。然而，陈国梁从财政专业的角度，剖析这宣称有1兆多元的纾困振兴经费，实际上是个被“严重灌水”的数字。

谈及这破兆元的数字是从何而来时，他感叹地表示，在纾困振兴的财政刺激方案中，只见政党朝野对立下的“喊价”，却看不见任何决策背后有何论述与评估，更看不出有什么能让台湾经济在疫情后可向上提升的规划与视野。

针对这破兆元的纾困振兴方案，陈国梁指出，这其实是纳入政府提供优惠贷款的7,000亿元额度，以及所谓“移缓济急”，挪自其他支出的1,400亿元。他解释，政府提供的优惠贷款额度，指的是在这个额度内，政府可以提供的利息优惠或免担保补贴。以企业贷款的利率6％试算，可优惠免息6个月，等于借一笔钱可省下3％利率，假设这7,000亿元都可以省3％的话，其实只有210亿的利息补贴。

所谓“移缓济急”的预算部分，陈国梁则强调，这根本不能被算入纾困振兴的支出里，否则就有重复计算支出的问题。换言之，实际上政府仅编列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包括在3月时已编列的600亿元，及近日（4月21日）台立法院三读通过要追加的1,500 亿元预算（视情况最多可再编列21,00亿元预算），加上前述的贷款利息补贴，实际的支出规模并非破兆元，且迄今到位的法定预算，仍只有600亿元。

“政治喊价”下的纾困预算

“究竟纾困振兴的规模要多大，取决于疫情对经济会造成多大的伤害？”陈国梁说到。如何科学、实事求事的评估疫情对于经济冲击？他认为有四个参数要考量，包括疫情发展的风险评估；台湾经济规模的大小；经济规模国际化的程度，假如越依赖国际市场，纾困振兴的方案也要越大，最后则是人口结构。

陈国梁无奈表示，在台湾行政院高层每日召开的“纾困记者会”，他听见两次官员们在面对记者提问“疫情会对失业率造成多大的影响”时，竟然没有答案。他说“假如连这基本的伤害都不知道，如何推估所纾困振兴所需要的政府支出规模呢？”

对于整体纾困振兴预算规模的形成过程，陈国梁总结到，“就是一连串政治冲击、朝野对立下的喊价结果。”大抵就是在野的国民党喊出多少预算后，执政的民进党就据此再向上加码，其中完全没有思考、评估疫情究竟对经济造成多大的冲击。

陈国梁说，这种“政治心态”主导的现象，也展现在纾困振兴的手段上，执政当局就是“他（国民党）做过的，我不做”。即便在某些事情，换个方式做会比较好，但执政者却不会怎么做，拒发消费券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台湾执政当局欠缺一个大视野来主导、思维如何让台湾经济能向上提升，更是问题所在。因此交由各部会由下而上提出来的纾困振兴预算，就给人一种“小鼻子小眼睛”的感受。

发折扣券不如直接派钱

面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疲态，政府到底要透过什么手段来刺激消费和经济？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民党执政时期，为刺激消费，每人发出3,600元消费券的经验，被民进党政府视为一个失败经验，认为消费券既无法稳定就业，也未带动消费，甚至产生替代消费的效果。

在消费券成为“前车之鉴”下，民进党政府于是提出了“酷碰券”（取自英文coupon的谐音）的构想，更声称发酷碰券，政府每支出1元，就能带来4倍至10倍的“乘数效果”。例如台经济部长就指出，发现金民众可能会“省起来放口袋”，无法促进消费，但酷碰券提供25%的折扣，民众可能为了政府1,000元的折扣，会先花4,000元消费。

对于官方主张酷碰券能带来的神奇加乘效果，陈国梁驳斥，这是夸大“乘数效果”、误导社会大众的“神迹”说词。陈国梁从民众的“效用满足感”、“刺激消费效果”、“交易成本（方便使用）”、“行政简便度”等四大面向，评估现金、消费券和酷碰券之经济效果，综合分析的结果显示：现金的效果，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优于消费券和酷碰券（大部份时间，现金也等同于消费券），而且当经济体系中想用钱却没有钱用的人越多，现金或消费券在刺激消费的效果越好，至于酷碰券则是各项评比中效果最差者。

陈国梁指出，酷碰券本质上其实就像卖场中可见的“折扣券”，它只是换个比较“酷炫”的名字而已。它的缺点有二，一是会限制民众购买的财货，但人们不见得需要该财货；二是它要先消费才能获得折扣，但这对于没有钱用的人而言（如失业者），酷碰券根本没有任何刺激消费效果。

他笑称，酷碰券唯一的优点，就是政府花费的钱，会相较发现金或消费券来得少，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不会使用”，就如同过去成效不彰的“夜市券”，他强调“现在可不是替政府省钱的时候”。

即便消费券确实有替代消费的效果，现金可能有一半会被存起来，但假如“消费券跟现金在刺激消费的效果都不好的话，那酷碰券更糟。”

派钱时该不该“排富”

假如政府决定要发现金或消费券，是否要有排富机制的问题，陈国梁认为虽然富人不须纾困，但问题在于“如何定义谁是富人？”有国民党立委倡议，可根据上一年度的综合所得税资料分级距发放，但陈国梁说，这可能会让一些去年薪资所得高，今年恰好受疫情减少收入或失业者（例如某些在海外工作的台籍干部），被排除在补助之外，承受双重打击。在此同时，也会出现有某些靠股票交易，生活优渥者，却能拿到补助的不公平现象。

在疫情冲击人民生计的特别时期，陈国梁认为，发放现金时不该区分“谁是富人”，但政府可以制定鼓励机制，让不需要这笔钱的富人，要不就花掉所有消费券，不花也可以捐赠给社福或弱势团体，搭配租税扣抵为诱因，让边际消费变成百分之百。

疫情下的经济对策指引

陈国梁坦言，发现金或消费券还是不够好，比较理想的方案，是政府能进行大型的基础建设投资，这对经济效果的刺激最大，因为这能创造就业，就业又会带动消费，消费又能促进下一波的需求，但他困惑的是，有谁具备这样的视野呢？在这个情况下，退而求次之的做法就是发现金或是消费券，要说最糟糕的手段，非酷碰券莫属。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经济带来的铺天盖地攻击，陈国梁认为曾任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贾森·弗曼（Jason Furman）在疫情时期所提出的六大经济政策指引，非常值得台湾决策者参考，包括：一、过无不当、只怕不及；二、尽可能使用现有机制；三、于有需要时发明新的方法；四、多样化、不须担心重复或制造出意外的“赢家”；五、尽可能将私部门列为计划的成员；六、须确保政策反应强且持久。

此外，陈国梁特别加上了第七点，保障弱势族群和失业劳工，因为他们是在疫情中受到最大伤害的群体。他说，在面对系统性危机时，政府对这些人的纾困和保障仍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