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假如台湾公卫体系尚未失落　或许就没有“口罩慌”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延烧台湾，台湾民众出现一窝蜂的抢购口罩现象。台湾政府虽然很快地采取了一些调控手段来避免口罩的囤积和炒作歪风，包括统一调度口罩，统一订价、透过全台各大超商和药局通路让每人限购三片等。日前，台湾行政院为增加供给，甚至拍板要斥资扩充口罩生产线，让台湾口罩产量从每日约400万片达到每日约1,000万片的规模，台湾更有望跃居全球第二大的口罩产地。

尽管，台湾政府再三强调口罩供应无虞，请民众放心。但依台湾政府现阶段的调控作为，却依旧无法有效解决口罩的配售问题，迄今多数欲购买口罩的民众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例如有民众就向台湾媒体抱怨到，自己“可能不是因为感染新型肺炎而死，而是因为没睡觉排队买口罩而紧张死”。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当地时间2月1日亲自花上2小时、跑了8个通路买口罩，也是买不到政府配售的口罩。对此，侯友宜喊话台湾中央政府可思考以身分证或健保卡，来领取口罩，以确保人人都能买得到政府配售的口罩，该提案也获台湾中央政府的采纳、研议。

重视市场透明的澳门经验

侯友宜的构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参照澳门的口罩配售经验。随着武汉疫情的扩散、延烧，香港和台湾都出现了口罩抢购潮，但同样与中国大陆有密切往来的澳门为何没出现“口罩之乱”，关键就在于澳门政府在口罩配售上的调控得宜。

澳门经验有何优越性？首先，澳门政府做到了让市场能发挥公平效率的要件，就是让口罩货量的资讯透明，例如要求各药房汇报每日口罩货量，并在政府专门的网页上公开各药房的口罩储量，也充分让市民掌握各药房的口罩货量。

再者是，澳门政府不只限购口罩数量外，还规定民众必须出示身分证，让每人每10天最多可购买10片口罩，于10日后才可再购买，且价格只要8澳门币。

目前台湾防疫指挥中心在当地时间2月2日晚间宣布，会研议朝向实名制来配售口罩。若台湾政府能让口罩货量被充分揭露，并加强监管，防止厂商或通路囤积，也许就有机会能相对平息当前民众在恐慌和稀缺心态下所酿下的“口罩之乱”。

面对台湾的“口罩之乱”，以及人心对于疫情的恐慌和无措，台湾其实是相当有条件和利基能应对，但前提是台湾公共卫生体系如果还未如锈剑封鞘的话。

重医疗、轻预防 台湾公卫渐失落

什么是公共卫生呢？台湾保钓世代，长期致力于公卫体系改造的公卫学者陈美霞指出，公卫是基于人类健康问题的“公共性”为考量，认为健康是深受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影响，故公卫是盼以“社会集体”、“有组织”的力量来促进整体社会成员健康的一门科学和预防疾病的机制。

陈美霞在反省SARS疫情为何重挫台湾社会时就指出，SARS疫情之所以造成民众无所适从、社会乱象丛生，并对社会、经济带来严重打击，是反映和暴露台湾公卫体系在1980年代后的“自废武功”。陈美霞表示，1980年代后在“市场化”和“医疗化”的政策逻辑主导下，导致公卫体系的能量日渐萎缩，且不再着重于疾病的预防工作。

为什么会这么说？这是因为台湾在1950年至1970年代期间，在政府大幅投资和发展公卫预防部门下，台湾曾经创造了引人注目的公共卫生成就。

台湾在光复初期有许多急、慢性的传染病肆虐，但当时全台只有15所卫生所从事防疫工作，但到了1956年全台已有95％的乡镇有卫生所，至1975年遍布全台总共有363所卫生所，公共卫生的触角延伸至基层各角落，而每个乡镇均有卫生所。

陈美霞指出正是在此基层预防性公共建设的政策指引下，台湾种种传染病防治均透过卫生所的公卫护士、公卫医师及保健员，挨家挨户地接触、拜访，展开卫生教育、预防、监测、通报、调查等等大量的公卫工作，台湾才成功防治了曾经横行台湾的大多数传染病，使霍乱、痢疾、疟疾、日本脑炎、肺结核、小儿麻痺等传染病销声匿迹，并成功推动妇幼保健、家庭计划和B型肝炎等预防工作。

然而，这样足以抵抗疫情的公卫体系，自1980年代以后就出现巨变。长期倡议台湾公卫改革的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即指出，台湾在“重医疗、轻预防”下公卫角色被忽视，在政府的医疗保健支出上，公卫的经费比重长年紧缩，比重不到5％。反映在基层的景况，就是“人少事多”，面对重大公卫事件爆发，如新流感、食安、登革热，已不再拥有“小兵立大功”的条件和能量。

疯抢口罩“慌”什么

不妨大胆、反事实地设想一下：假如台湾深入基层，遍布各地的公卫体系若非如锈剑封鞘，台湾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时，或许就更有条件和能力来预防疯抢口罩和人心惶惶的乱象。

以口罩之乱为例，人们的抢购行为，一方面是来自口罩配售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公平和效率，一方面也根结于民众对疫情的恐慌。它都反映了人们在不信任集体机制（不论是口罩配售或公卫体系）能保障个人的情况下，因恐惧、失依下而采取的自保策略。

但假如公卫体系能有组织性的在基层从事卫教、预防、疫情通报、妥善处理居家隔离等工作，将有助于消解大众对于疫情的无知恐惧。同时，遍布全台各角落的卫生所，其实也相当适合作为口罩配发的通路，若能弹性地增加临时性的配售据点，相较于交由民间超商配售，更有助降低通路成本，并消解民众担忧口罩涨价问题。此外，搭配台湾已建置完善的健保卡系统，技术上要参照澳门经验，以实名制配发口罩，保障有需要者能每天“人手一罩”，相信这绝非是天方夜谭。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台湾虽拥有SARS的防疫经验，但实际上却仍未在SARS后，彻底省思公共卫生体系为何“自废武功”，而不再能有效发挥“抗疫”和预防、促进公共健康的职能。

诚如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向台湾政府的疾呼，假如不幸地发生社区流行，基层卫生人员防疫的训练、人力、物资和后勤网络是否已准备好？面对疫情的谣言，学校、社区系统的卫教和双向沟通是否已准备好？而针对新兴及再浮现传染病，整体基层卫生和预防体系是否准备好长期备战？

台湾公共卫生促进协会便指出，世界卫生组织（WHO）早早就提出的呼吁：“基层公卫保健，过去重要，现在更重要！”，并呼吁台湾政府需要长期投入以预防为重的公卫医疗体系，以因应未来新兴与再浮现传染病战役。

如何重振台湾失落的公共卫生体系曾经“小兵立大功”的荣景，莫弃之如锈剑封鞘，而令之金光闪耀，或许是台湾政府在因应“口罩之乱”和武汉疫情时应深刻反思的改革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