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反渗透法》　不合时宜的威权产物

争议颇大的台湾《反渗透法》已于上周三（1月15日）公告实行，护航者以“必要之恶法”捍卫之，蔡英文政府则以“美国、澳大利亚亦有反外国干预法”为说词。这似乎为台湾社会大众接受，没有多少人会具体去查法律条文，更无意去深思背后的深层意思。总之，台湾是民主政体，反中共介入，这理由再正义不过。然而，道理真的就这么简单？

事实上，无论理由多么正义都好，人们大多知道这条法律内有许多意涵含糊不清，与当今的“民主人权，普世价值”多少有些相悖，因此在蔡英文政府将《反渗透法》摆上台面之后，各种护航的“懒人包”应运而生。流传最广的是一张表格—若只是讲中共好话，没事；若只收中共钱，亦可；拿中共钱又帮中共讲话，才会出事。

这种明显幼稚园等级的懒人包，充份突显许多民众对真正“民主自由”之认识浅薄，以及对法律、政府权力认知的粗浅。何谓“帮中共讲好话”？主张“大中华民国派”，支持两岸和平统一者算吗？什么又是“收中共的钱”，莫忘对岸党国一家，在陆资企业上班的台湾人算不算收中共的钱？

且不说网民的幼稚懒人包，蔡英文政府在其中的尴尬扭捏，充分显示《反渗透法》的不公正性。日前在受到台商的质疑时，蔡英文政府数次表明“不针对台商”、“台商绝不受影响”，而后在对岸教书的台湾老师也跳出来—政府法规莫非还能撇除特定行业？

《反渗透法》公告实行，学者、台商组织抗议声不断，然而都淹没在台湾大选后的各种花边新闻中。是台商和学者们反应过激吗？粗略一看《反渗透法》，就可知其争议与含糊之处不只一处。其一是《反渗透法》第二条规定，对“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来源”之定义为“敌对势力设立或实质控制之各类组织、机构、团体或其派遣之人”，而诸多大陆学者、官员基本为共产党员，非常符合“敌对势力派遣之人”的标准，与这些人多有接触的台湾人士，自然符合“被渗透”标准—《反渗透法》未必影响到大陆学者官员这等“敌对势力派遣之人”，但与其往来密切的台商们可就深受影响了。其二，《反渗透法》中明定“不得受渗透来源之指示、委托或资助”，但何谓“指示、委托或资助”？台商与大陆官员往来，酒桌上喊喊“两岸一家亲”，回台湾又与政治人物在餐桌上寒暄，算不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大陆学者赴台，接受台湾方面的落地接待，台湾学者赴陆演说有些额外收入和接受招待，算不算“接受渗透来源资助”？民进党政府中不少人都曾赴陆交流，对以上的情景不可能不明白。

《反渗透法》并非这时代下“民主自由”的台湾应推出的产物，用再多正义的理由，都无法包装这个畸形的威权产物。当台湾社会一面倒斥责中共和过去国民党的威权暴行时，可曾想过，如今的“民主进步党”讽刺地也有了威权苗头？

“选举前别拉票就好了”

“大家如果真的很担心，大选快到之前不要跟别人说投谁、不要拉票就好了”，当《反渗透法》在民进党控制的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台湾圈子里有人这样说。随后大家纷纷无奈表示，什么时候台湾人说话之前回到要自我审查的年代？甚至有台商笑称，被请去“喝茶”还真不是“共产党的专利”。

《反渗透法》明文表示，“任何人不得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来源”的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违法捐赠政治献金、助选、游说、破坏集会游行及社会秩序、传播假消息干扰选举等不法行为，并科予极重的刑罚，包括五年以下有期徒刑、1,000万元新台币（约259万港元）以下罚金等。民进党政府强调这是守护台湾民主，加上这符合当前的“政治正确”，在野国民党亦不敢强力反对。高喊反对的，就是学者、台商、在陆台湾人，以及一些真正的自由派人士。

台商和特定行业的台湾人（如在大陆从事教职工作）之所以强烈反对，有其原因。台商与大陆当地官员、台湾一些政坛人物都有往来，别说能不能给一些政党提供政治献金，以后在公众场合就连说说“我支持什么政策”或是“支持什么政党”都得自我审查一下—有台商直接表示，谁知道政府一不满意，会不会说你是接受了“渗透来源”的指示？平日台商人脉广阔，与共产党员或台办等人交往太正常了，如何证明自己与“渗透来源”无关？

另外，对于在大陆从事教职工作的台湾人而言，周围的大陆同事大多属于党员，台湾老师的薪资来源是学校，而大陆学校跟“共产党的钱”有何区别？如果正好有台湾老师在公众场合批评民进党政府政策，会不会惹来麻烦？归根究柢，在大陆工作的数十万台湾人，就算只在大陆企业任职，请问在阿里巴巴、京东等知名企业工作，是算“领单纯的人民币”还是“领中共的钱”？

民进党政府的一些辩解，如法令明确、没有犯法就毋须担心、台湾是民主政体不必担心等，都如同掩耳盗铃。政府先通过一项涵义不明、难以定义的法案，再让人民“别担心，相信我”，这哪是民主政体该出现的？人民在面对公权力时本就会恐惧，会深怕就算不被起诉，一连串的调查、侦办、跑法院就够让人烦闷，为了避免这情况，人民很自然地会“自我审查”，有些言论原本想说，但又碍于恐惧、怕麻烦索兴“删减尺度”—这情况在中国大陆并不陌生，如今讽刺地也出现在台商、台干、台师圈子中。

此法一推出，正式宣告了民进党与威权政体的距离，原来这么近。

双重标准的“民主人权”

1950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在一场演讲中洋洋洒洒列出一串“共产党人名单”，一时之间众人哗然，这位原本名不见经传的议员一下成为知名政治人物，随后不少人出来炮轰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应对共产主义上无能。而后，麦卡锡开始了清查共产党人的活动，美国内部也陷入一场“自我审查浩劫”。

事过境迁，很多人难以想像，过去这种自我审查浪潮会出现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国大陆因其体制，一贯被外界视为“不先进的”、“反人权的”，大陆内部的言论审查更是众人炮火集中点。不料，当今打着“民主进步”旗号的台湾，竟出现了昔日美国“麦卡锡”之苗头—别忘了，昔日的美国也是要“保护民主”、“阻止共产势力扩张”，这些口号多么正义，又多么政治正确。

有人表示，美国、澳大利亚也出台相关法案，防止“民主被渗透”，那就看一下“民主灯塔”美国是如何做的。台湾常以美国也有《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来合理化《反渗透法》，FARA法令要求代表外国政界势力利益的个人（包括外国政府、政党与其在美国聘雇的说客等等），必须向美国司法部登记。FARA的网站罗列各“境外势力”之代理人，这里的“各国境外势力”可不单有中国大陆，台湾、其他国家亦会包含在内，且FARA并不涉及对媒体言论自由的介入。澳大利亚的《间谍与外国干预法》及《外国影响力透明法》与美国类似，定义上并没有针对特定国家，只是外界与媒体在报道时常常自觉带入“针对中国”，且澳大利亚的相关法案是防止高官泄密、加重对间谍罪的刑罚等等—于澳大利亚、美国而言，“中国渗透”该防堵，日本、俄罗斯、欧洲各国的渗透也叫“外国渗透”，都该透明化。这与台湾动辄叫嚷“某某媒体受中共收买”、“亲中媒体被中共收买”这类意识形态上的质疑，还有将“境外敌对势力”明确指向“中国大陆”，可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可以想像，若此时是国民党执政，同样推动《外国反渗透法》，同样规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渗透来源”之委托、指示及资助干预选举，民进党还坐得住吗？台湾青年还坐得住吗？此刻那些说“自由不能上纲上线”的人，会不会去抗议？

美国谨记昔日“麦卡锡主义”的教训，澳大利亚或许害怕“中国介入”，但亦明白底线。若言论自由真是普世价值，那就不应有双重标准。自我审查，不只发生在对岸，也发生在“民主彼岸”，此刻民进党与对岸，真的已“两岸一家亲”。

上文刊登于第198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月20日）《台湾《反渗透法》　不合时宜的威权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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