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际桥牌社】荒芜中的野心　台版《纸牌屋》“好事多磨”

“永远只谈不会真的开始，所以我就直接开始了。”《国际桥牌社》制作人汪怡昕接受访谈时，笑著这样说。访谈的地点在汪怡昕工作室的地下室，大大的两面白板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人物关系图，还有1990年代开始每一年发生在台湾、世界重要的历史事件。
《国际桥牌社》背景在1990年代，以6名年轻人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带出当时台海周遭诡谲的国际情势，社会内部也面临剧变的状况。筹备将近5年，在没有大型资金的奥援下，大胆地写下8季的预定、设定高达8亿新台币（约合2亿港元）的总预算；但从筹备到上映，波折连连，从换10次编剧、被超过50名导演拒绝、有演员签约后反悔、摄影师一通电话就辞职……3月15日在台湾开镜的《国际桥牌社》，在开镜之前似乎就是个传奇。
本次专访将分为上、中、下三篇登出，本篇为上篇。

空前的政治写实剧 差点变成台版《无间道》

“因为没有人做过，所以没有人有信心，没有得到任何正面回馈”；但汪怡昕体谅地说，“他们不是唱衰，只是很难想像。”汪怡昕透露，在洽谈合作的平台的时候，有业者甚至给出建议，要不要干脆拍成台湾版的“无间道”系列，这是因为拍成香港警匪剧或是谍报剧，那才是投资者可以想像的，而不是政治剧。

汪怡昕感慨，近年来台湾人的胆子似乎变小了。“应该说，从《悲情城市》和《大国民》之后，台湾根本就少有在尝试描绘政治的戏剧，就连隐喻都极少，又要如何能变得成熟。解严前不能做，但解严后，碰上大陆市场磁吸。”结果台湾的历史政治类戏剧还是少有人想做，使台湾一直原地踏步，缺少这类作品的参照，业界一开始普遍都不看好。

但对待梦想很认真的汪怡昕，在前置作业的资料搜集就花了将近新台币400万，包括花100万写了一本论文，为1990年代的台湾做足了功课。

为一部电视剧 花100万写一本论文

另外一个前置作业期的难题在于，既然要描写国际情势，就必须了解国际情势，但是过去台湾流通的资讯多只专注在本身社会内部的变化，对于外部的国际互动著墨甚少，这方面只能仰赖委托的教授团队。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请教授做一本论文出来，然后再帮我们的编剧上课。”

研究团队把美国司法部与中央情报局、日本内阁、台湾情报局、甚至是中共的红头文件都找来，包括“国民党大掌柜”之称的刘泰英（1993年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指定下，以出任国民党投管会主委起，成为“财经国师”、“国民党大掌柜”，掌握国民党新台币近千亿元资产，后涉及国安密帐案，判刑入狱５年。）与知名的凯西迪公关公司的签名合约也有一份副本。甚至通过研究众多纪录后，全面厘清1995、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时美国舰队战斗群的布置，精准到每一条舰艇每一天的位置，如此才能对当时的情势有更深入的理解。

汪怡昕说，“光是有资料也不行，因为那是一个庞杂的背景，还是必须有人帮他说明、理解，否则没办法厘清脉络，遑论对资料进行筛选并浓缩进剧情中。”

也因为这样在前置作业期，《国际桥牌社》花费就突破300万、到花费接近400万新台币时，整个案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启动，汪怡昕坦言当时相当绝望：“还不只一个，那时我手上有三个案子。”2014年汪怡昕手上有包括记录“二二八事件”受难者的纪录影集《少了一个之后－微光》以及探讨军中人权的《少了一个之后－孤军》，同样都是事先不被看好的。

汪怡昕坦言，“当时绝望的感觉是，我还要不要再继续出（垫钱）下去，绝望的不是大家都SAY NO, 绝望的是大家都这样回馈我。”2014年汪怡昕和团队的士气跌到谷底。汪怡昕形容，“那时候整个头都要冒烟了。”

所以说从一个不太被期望不可能的事情，到最后大家能够愿意帮忙发酵的这个过程，心路历程跟坐云霄飞车一样。然而，就算跨越了前期筹备阶段，难题依然多如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