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里活性侵案｜为何女性不团结对抗？韦恩斯坦案受害者自白

一九九六年，当Ashley Judd快三十岁时，正往明星之路发展，演过《盗火线》（Heat）和《杀戮时刻》（A Time to Kill），她在洛杉矶的一场活动上遇到温斯坦（另译“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当这位制作人表示想与Ashley Judd碰个面，她以为他们会讨论公事。他们打算在比佛利山庄饭店中面的波罗厅（Polo Lunge）餐厅碰面，Ashley Judd这么认为。她没有多想。她的父亲当时与她同行，她也在这场活动上介绍两位长辈认识。“连我自己的父亲都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事，”Ashley Judd说。（本文节录自《性、谎言、吹哨者：纽约时报记者揭发好莱坞史上最大规模性骚扰案，引爆 # MeToo运动的新闻内幕直击》。）

文：Jodi Kantor、Megan Twohey（《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

当她抵达饭店，她被指示要在一个房间里与温斯坦见面，他在那里准备了一瓶香槟，下面还铺着冰块。她只喝了几口。他们说了几句不重要的事，然后“我尽快让自己离开那里，”她还记得当时有点怀疑他要做什么。

几天后，他又寄了另一封邀请，这次是约在比佛利山庄的半岛酒店的早餐会。Ashley Judd心想，那么早见面，应该一定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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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后，她告诉另外两个人在洛杉矶饭店房间里发生的事。她们说，那是他的问题。他总是提出那一类的要求。他也对她们做过类似的事。Ashley Judd问其他两人，为什么这些女性不团结起来对抗温斯坦？Ashley Judd说：“我不懂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怕他。”然而，《笔姬别恋》（Frida）是莎玛希恩工作的心血，是温斯坦制作的，而他有权力随时喊停。

在与Ashley Judd长达一小时的电话中，调查重点偏离了一点。她描述几年前，有一群女明星就已经指认出温斯坦令人困扰的行为。她说，他是一位权力很大的老板，他假托公事会面的机会，试图施压女性与他产生性互动，但没有人为此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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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ley Judd的成长过程，可以用“孤独”来形容。她出生于一九六八年，本名为艾殊利西米内拉（Ashley Ciminella），她的父母很早就离异。她的母亲当时是一位业余音乐家，在家里练习和声，做过服务生与秘书的工作来养家糊口。在她高中毕业前，曾在四个州读过十三所学校，每次都和朋友失去联络。她极渴望有玩伴，甚至想出一个仙女角色来陪她。三年级之前，“我会为自己准备餐点，例如从盒子里拿出博雅迪厨师牌的比萨、从零开始做自己的巧克力脆片、甚至开学第一天就自己走路去搭校车，虽然我不确定我该去哪里，”她在她的回忆录《甘苦岁月》（All That Is Bitter and Sweet）里这么说。她写道，她在童年不断重复的一句话是：“大家都到哪里去了？”

成长过程中，她被猥亵过好几次。小学时，有一个老人说要给她二十五美分玩弹珠机，如果她愿意坐在他的大腿上。“当他突然用手臂夹住我，用力抱住，把他的嘴巴罩住我的嘴，并把他的舌头伸进我的嘴巴深处，我好震惊，”她写道。她告诉本应照顾她的大人，但他们不相信她。她说，高中时有一年夏天，她在日本担任模特儿的工作，她被老板性骚扰，又被一位认识的人强暴。

但是在肯塔基大学时，她在一个姐妹会和性别研究课程中，找到了女性同伴情谊。校园里亮灯的小径和公共电话亭像是不公平的象征，点醒了她。为什么女性必须限制自己，才能保有安全？想到情况可以变得更好，她发现了行动主义的滋味，她曾经带领一次退场活动，抗议一位大学理事使用带有种族歧视的修饰语。Ashley Judd原本想成为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她提出申请且被和平工作团（the Peace Corps）接受了，她打算在毕业后加入。

但后来她成了一名演员，想趁年轻把握机会尝试这一行，之后她成为了一位明星。但在空闲时，她也利用她的知名度参与理念倡议，包括拜访贫困村落、贫民窟与世界各地的诊所，希望引起大众对爱滋感染、对女性受到的暴力、孕产妇健康与家庭计划的关注。二○○六年，她与莎玛希恩（Salma Hayek）拜访了瓜地马拉的爱滋感染诊所与妓院，她们在那里遇见几位妓女，她们解释说她们需要钱，每接一个客人可以得两块美金，一天进行十或十二次。仅管Ashley Judd在好莱坞（荷里活）看到了问题，她仍维持她的两种人生，分别在娱乐产业和公共健康的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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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性、谎言、吹哨者：纽约时报记者揭发好莱坞史上最大规模性骚扰案，引爆 # MeToo运动的新闻内幕直击

作者：茱蒂坎特（Jodi Kantor）、梅根图伊（Megan Twohey），二人均为《纽约时报》调查记者，因揭发韦恩斯坦数十年来被指控的性侵恶行而获新闻界最高荣誉——普立兹公共服务奖。

译者：游淑峰

【本文获“麦田出版”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