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脱欧”和“特朗普”？　 奥地利极右政党“崛起”的另一面

奥地利今日（10月15日）提早举行大选，年仅30岁的中间偏右人民党（ÖVP）主席库尔茨（Sebastian Kruz）极有可能担任下任总理。自二战结束后，人民党与中间偏左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长期联合执政，最新这一次合作已持续了十年。民众显然已厌倦了左右大联盟的低效，有极右倾向的自由党，民调持续高企，外界担心他们于大选后成为执政联盟一部分，有媒体更形容这是“特朗普”或“脱欧”再临。然而，经过荷兰怀尔德斯、法国马林勒庞之后，或者是时候反思这种标签，因为自由党与上述二人，跟“脱欧”和“特朗普”有别，他们已在政坛多时，甚至有执政经验，他们能带来的改变其实是可控制和预测的。

我们生活的世界无疑是个标签的年代，人为了追逐最有效的传递方式，用上最鲜明的标签来惹人注目。标签带来的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但自2016年起，欧美媒体喜欢用“脱欧”及“特朗普”这两个标签，前者代表着极右崛起，后者则代表政治人物个性张狂，“脱欧”和“特朗普”的泛滥让人忘记其本意，奥地利最近的政局变化就是一例。

向来以沉闷见称的奥地利政坛，最近风云变色。原中间偏右人民党主席、兼副总理米特雷纳（Reinhold Mitterlehner）于5月10日请辞，并指“在此情势下，联合政府根本无法运作”。接替他的是人民党的新星，年仅31岁的库尔茨。这位现任外交部长曾放言，“相信提早选举是正确的方向”，如今他可望成为欧洲最年轻的政府首脑，而一般预计，未来奥地利政局将不会再由左右大联盟主导，将会出现一股新气象。

然而，这股“新气象”将不会是外界所乐见的，因为极右自由党（FPÖ）在民调的支持率达26%，很有可能在大选后成为政府一部分，因为人民党与中间偏左社民党（SPÖ）的隔阂甚深，两党已无法组成“左右大联盟”，无论任何一主流政党得票最多，都难以避免与自由党合组政府。从自由党的极右、疑欧的倾向来说，难免令民众想起至今令许多人担惊受怕的“脱欧公投”。

无可否认，自由党是个不折不扣的右翼甚至极右政党。它在成立之初吸纳了由一班在二战后被主流摒弃的前纳粹党员组成的独立联盟（League of Independents）。自由党还是大德意志人民党（Greater German People’s Party）的继承者，该党正是二战前最大的德意志民族政党，其反犹理论几乎与纳粹党无异。所以去年总统大选时，有人就曾举着“总统府不要纳粹”的标语示威，反对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Norbert Hofer）入主总统府。而要把他们排除于政府外，亦是奥地利长年出现左右大联盟的原因之一。

自由党的立党原则，亦与奥地利政府于二战后希望建立的国家认同有异，因此他们与“脱欧”及“特朗普”等扯上关系。作为德语系国家的奥地利，在二战期间可算作纳粹德国的帮凶，战后奥地利对此段历史非常敏感，尽力建立“奥地利人”的民族认同。但自由党不同，他们在党纲内拥抱“泛德意志主义”，认为奥地利人作为一个民族，其根就在德国文化遗产，而移民涌入奥地利的结果，就是冲淡了奥地利人作为德国人的身分认同，亦对奥地利人融入移民的能力构成压力。

另外，自由党在党纲上亦特别指明，奥地利的文化及思想特质，主要是来自西方基督教文明所建构出来的文化及价值传承，这些文化和价值亦适用于非基督徒及非信徒。多元文化似乎并不为自由党所喜，与以往奥匈帝国的光辉日子大为不同。

自由党所背负的纳粹及排外罪孽，是政敌攻击他们时，最容易找到的弱点，亦是最致命的弱点，但这在千禧年前开始出现变化，原因在于他们拥有了一位极具魅力的领袖 – 海德尔（Jorg Haider），改变了党的形象及政策重点，使愈来愈多人转投自由党。海德尔在1986年担任自由党党魁，凭“敢言”及明星般的外貌，海德尔当时就被奥地利媒体冠以（Wunderkid）的外号（值得一提，库尔茨现在也被称为“神童”（Wunderwuzzi））。

海德尔本人的言论其实充满争议。他的名声建立在奥地利与斯洛文尼亚接壤的地区克恩顿邦（Carinthia）。上世纪70年代，他在当地宣扬反斯洛文尼亚人的思想，在90年代又发起“奥地利优先”运动，希望以公投改变奥地利的移民及难民庇护政策。他更曾形容纳粹统治为“不错”（Anständig），又指集中营是劳役营（Straflager），取悦前纳粹德国军人，受到各界批评。

在欧洲问题方面， 自由党更没有一个坚定立场。海德尔从政早期力排众议，支持奥地利加入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 欧盟前身），但到整个政坛都倾向加入时，他却反对国加入欧共体，指该组织是“来自布鲁塞尔的黑手党”。到1999年时，他又支持奥地利加入欧盟。

为海德尔在1999年赢得全国26.91%选民支持的却非极右言论，而是他采取类近美国当时盛行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在支持经济自由同时，却在社会政策上保守，长年在维也纳外交学院工作的政治系教授萨利（Melanie Sully）更指，海德尔的政纲与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改革相似。这亦是自由党近20年后再度崛起，标签为“脱欧”和“特朗普”再临的问题之一，真正的自由党远比排外、纳粹、疑欧等标签复杂。

英国《金融时报》一篇关于今次大选的报道，就反映了简单标签的问题。5月18 日，《金融时报》指“极右民粹主义正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文中所指的正是奥地利，但对很多奥地利政治的观察者来说，奥地利政坛出现变卦，早就在预料之中，因为奥地利民众早就不满“左右大联盟”政府，认为它低效，亦厌倦了各部长之间的角力，让国家寸步难行。

自由党的崛起对欧洲来说，亦理应不是意想不到，因为政党早在海德尔领导下，成为奥地利的主要政党。同时，自由党在民调的支持率自2014年起，已能与联合执政的人民党及社民党不相上下，所以它的“崛起”并非一朝一夕，在千禧年后多次国会选举中，由现任党魁斯特拉赫（Heinz-Christian Strache）领导的自由党，长期是国内第3大或第4大党，议席数量亦由2002年的18个逐步爬升到2013年的40个，与最大党社民党仅差12席。去年总统大选结果亦显示，霍费尔能与前绿党党魁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一争长短，支持率有近五成。

就算自由党最终重返政府，结果很可能也不会是“脱欧”或“特朗普”般，充满破坏力，扰乱世界或欧洲格局。自由党于1970年已开始进入国会，并以其关键少数地位，换取社民党承诺改革选举法，让小党更容易进入国会。在1983及1999年，就已分别与中间偏左社民党及中间偏右的人民党合组政府。在1999年自由党更是以第二大党的身分与人民党合组政府，只是自由党放弃当首相的权利，换来与第三大党人民党共同执政，并在10个部长职位中占6个，当中不乏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等重要职位。

自由党两次执政记录其实都不亮丽，第一次执政联盟3年后就宣告瓦解，而第二次甫上台就遭欧盟14国、美国、以色列抵制。欧盟14国（当时只有14名成员国）更发出声明，指不会与奥地利政府作任何双边接触，时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彭定康，亦指欧盟对14国声明表示了解，更指欧盟要捍卫自己的法律及规条，禁令最终维持了超过半年。可是，自由党的执政纪录也说明，这个党派已向国民展示过能力，与“特朗普”及“脱欧”不同。

类似的情况亦能用于今年的法国及荷兰大选中，马林勒庞及怀尔德斯即使胜选，也很难像“脱欧”及特朗普当选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前者领导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早在2014年的市政选举赢下12个城市，法国的政治制度赋予市长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国民阵线至今在地方及中央能带来的改变，其实仍然有限。马林勒庞在次轮总统选举上，言词亦不及以往激进，不再提出退出欧盟等政策，并大打工人牌，足以证明她在建制的枷锁下，难以独力反转法国，更遑论国民大会选举将会给她限制。

荷兰的怀尔德斯也不是突然冒起的政客，他是国会内年资最深的议员之一，尽管他并非整个政治生涯都属于荷兰自由党，而荷兰政治的碎片化，保证了荷兰无论如何都不会走“脱欧”及“特朗普”的道路。

保守主义开创者贝克（Edmund Burke）曾指，没有些少改变方法的国家，就失去了保存自己的方法。奥地利长期由“左右大联盟”执政，国家十多年来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但当改变的选择是一个极右政党时，未必等于奥地利变成“脱欧”的英国及选出特朗普的美国。相反，奥地利两大政党都曾为求权力与自由党合作，历史亦证明了自由党能合理地与主流合作。在这一年多来，我们不断听到一些国家快将加入“脱欧”及“特朗普”的浪潮，其实实情并不一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