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权司机】光影的力量 韩国“逆权”电影 守护公义的最后防线
韩国纪录片《潜水钟》开场,由导演之一安海龙向有份负责世越号沉没事件的政府官员提问,其中包括时任法政部长、后来出任总理的黄教安。当时惨剧发生不久,安海龙提出船上是否有危险品、是否有爆炸等应该向公众公开澄清的疑问时,黄教安微笑反问安海龙一句:“最近过得怎么样?”
在国家面对如此灾难时,黄教安明显当安海龙不是一回事的态度,甚至是带点威胁意味的态度,是民众在主流新闻媒体上看不到的一面。透过纪录片和电影,韩国导演将社会民生、政治黑暗等状况揭露,引起公众的关注,然后一次又一次改写法例、改变政制。
9月21日在香港上映的韩国电影《逆权司机》,讲述37年前的光州民主化运动,8月初开画截至昨日入场人次达1200万,趁住这个热潮,韩国政府成立调查小组彻查事件。电影的力量再一次得到见证。
1980年4月,韩国民众因不满全斗焕发动政变后,掌控韩国军政大权,纷纷上街示威。全斗焕为稳住政权,5月发出全国戒严令,并拘捕反对派领袖金大中、金钟泌等。
光州事件消息封锁 由德国记者影片揭露真相
行动激发民众进一步抗争,特别是在光州市的居民。于是在5月18日凌晨,全斗焕调遣数万军队分六路包围了光州市,光州学生和市民奋起抗争,阻拦戒严军队进城;到21日戒严军队开枪射杀示威民众,之后全斗焕政府更调兵前往光州镇压。27日凌晨再次军队进驻光州,镇压抗议民众。
事后全斗焕继续在全国镇压民主运动,但仍能在3个月后当选为总统,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光州屠城消息被封锁。将在光州发生的事情公诸于世的,是2016年逝世的德国记者欣茨佩特(Jürgen Hinzpeter)。
当时欣茨佩特是德国广播电台ARD常驻东京记者,他得知韩国发生动荡后,与录音师一起飞到首尔,并由一位司机接载到光州。由于韩国新闻媒体被噤声,只有少数外国记者能够报道光州发生的事情,欣茨佩特拍摄的片段,是当时的政权屠城的重要证据,向世界展示全斗焕政府的暴行。
欣茨佩特其后将片段制作成纪录片《在歧路前的韩国》。直至大约1985年,有关光州事件的书籍、照片和影象才开始在韩国国内流传,《在歧路前的韩国》亦于当时,由留学德国的韩国牧师带回韩国。5、6年后民众终于知道当天在光州发生了什么事;这部纪录片间接促成了1987年的6月民主运动,终恢复民主选举。
《逆权司机》促成政府立案调查 37载谜团有望解开
在这部纪录片面世后30多年,另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电影《逆权司机》也上映。故事围绕当年接载欣茨佩特的的士司机金士福,由小人物的角度去叙述光州事件。光州事件仍有很多未解的谜团,如当年军队有否以直升机向示威民众射击等,《逆权司机》引起广泛观众再度关注光州事件,加上当年支持民运的文在寅现成为总统,政府已要求国防部设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
电影、纪录片 跨时空为民平反
在韩国,像《逆权司机》这样的电影或纪录片不在少数。在现实中,事发时可能因为资讯交流或其他原因,未能即时引起关注,国会或政府未必立即有所改变;但透过大银幕让更多韩国民众接触及了解事件后,反而推动立法或平反事件。
当中最著名的当然要数同样由《逆权司机》主角宋康昊出演的《杀人回忆》。电影改编自韩国经典悬案“华城连环杀人事件”,影片最尾讲述饰演警察的宋康昊在案发多年后重新得到线索,却因案件追溯期届满而未能把凶手绳之以法。
现实中电影在2003年上映时,案件追溯期亦快要届满,引起社会讨论延长重大犯罪上诉时效,逼使国会提案修正《刑事诉讼法》。2007年杀人罪追溯期延长至25年,并规定2000年后的杀人案件均适用;2015年法案再修正,杀人犯罪公诉时效被废除,即案件会被永久追诉到破案为止。
“熔炉法”源自电影名称
另外,同样是宋康昊的电影,2013年上映的《逆权大状》,是前总统卢武铉在当上维权律师前的故事,触及1981年釜林事件,当时全斗焕打压异见份子以莫须有罪名拘捕大学生及社运人士,电影上映后受害人得到平反,改判无罪。
2011年电影《熔炉》(港译:《无声呐喊》),更是促成“熔炉法”的诞生。电影讲述在光州一间聋哑学校中教职员对学生虐待及性侵的案件。现实中,教职员一方用公款赔偿予家属,并以没有前科为由,获判缓刑被释放出狱,学校亦可继续营运。不过《熔炉》上映后引发广泛关注,国会提案修正性侵案法例,并以大比数通过“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称“熔炉法”,加重性侵身体残障人士及13岁以下儿童的刑罪。2012年发生一宗女童遭性侵造成永久残障的案件,被改编成电影《许愿》后,亦促成政府加重对儿童性侵的刑期与刑罚。
“电影的影响力就是动员民众的关注”
现实中发生的惨剧虽令人遗憾,但透过电影受害者终可沉冤得雪。《香港01》访问韩流专家、高丽大学教授吴寅圭,他表示,电影的影响力就是动员民众的关注。以《熔炉》为例,观众最初可能并不清楚这些事件,但电影上映后,涉事的教职员遭惩罚,而且国会亦立法监管特殊学校,残障的学生得到保障。
在政治事件上,吴教授认同,如《逆权司机》等讲述光州民主运动的电影,在文在寅政府时期是比较获政府支持。不过他强调,韩国自1987年“民主化宣言”后已事完全民主的社会,因此电影制作与政权无关。
吴教授说:“《逆权大状》在前总统朴槿惠执政年代推出,在上映前我也曾被邀请就一个电影项目出任顾问,因为当时的政府对《逆权大状》有顾虑,所以希望拍摄一部关于朴槿惠母亲的新电影……但他们根本没法阻止《逆权大状》,因为韩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不过,电影始终只能在惨剧发生后引起民众关注,过往的电影足够让韩国成为更好的国家,去阻止更多惨剧出现吗?还是只有愈揭愈多社会上的黑暗一面?以文首提过的纪录片《潜水钟》为例,该片原订在2014年釜山电影节上映,但因片中揭露政府贪腐,引来政府干预釜山电影节。像《潜水钟》、《逆权司机》这样的“逆权”电影,能继续肩负彰显公义的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