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者：不认为中国会进入“低欲望社会”　因收入水平还太低

中国经济疫后复苏力度不如预期，外界甚至有讨论中国将“日本化”，走向失落的30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近日接受陆媒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前还拥有较大的财政政策空间，可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提高债务水平。
另一方面，内地民间近年就著“躺平”风气热议，当中又以年轻人为主。不过刘俏认为中国不会进入“低欲望社会”，原因是目前的收入水平还太低。

需求收缩、消费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就总需求不足，刘俏认为有几个因素，首先是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还未完全消退，对企业和家庭带来的冲击还需要一些时间恢复。其次是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质量下降，住房资产占据中国居民财富构成约60%的份额，而疫情期间全国二手房价格平均下降了近20%，意味著居民家庭财富遭遇减值，尤其在很多三四线城市，进而降低消费能力，并对消费意愿、消费信心带来很大影响。

再来是疫情三年来GDP平均增速只有4.5%，低于预期的潜在增长率，这对企业资产负债表带来了不利影响。市场对未来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影响了内需扩大。此外，西方国家实行的“去风险化”战略，也导致了中国出口再次面临很大压力，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正在出现一些结构性变化，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带来了一定影响。

刘俏认为，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当前中国需要投资一些新动能的产业，来填补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传统动能的下滑。对于新能源、人工智能（AI）、大数据、大国工业等可能成为节点的行业加大投资，再改善营商环境，提升民营企业信心，让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干的人在这些行业创新发展。

不过他也提到，投资的边际作用可能会比较弱，因此短期还是需要依靠财政政策。他建议可以适当扩大政府债务率，更大力度增加长期国债或者特别国债发行；又可以适当增加财政赤字率，如在统筹考虑的前提下可以用中央政府债务置换地方债等。

对于消费提振，刘俏认为，对没有户籍的居民而言，往往不能平等地得到公共服务，导致消费意愿往往较低，消费能力也无法得到充分释放。当前中国需要真正在制度层面改革，如户籍制度改革、社保和公积金制度改革、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等，以消除对这4亿人的软硬性约束。

他对中国会进入“低欲望社会”一说不以为然，原因是目前中国收入水平还太低，仍有大量人口未被基本的公共服务覆盖，他们被压抑的需求其实有很多。他举例道：“14亿中国人中，有多少没有护照，没坐过高铁、飞机，有多少一辈子没出过自己的城市，这些不是‘低欲望’造成的，相反我更担心无法满足人们需求而带来的社会问题。”

最后，刘俏表示，若要短期内有效支持需求改善，必须采用转移支付直达需求端的方式，而发消费券、现金都会是不错的选择。数据显示，中国约有2.8亿人年收入不足8400元（人民币．下同），若给他们每人每年补贴1万元，将年收入从8400元提升至18400元，相当于月收入从700元提升至1500元，这样相信大部分人会把这些钱用于消费，预期许多此前长期没能满足的刚性需求可以在财政转移支付之后得到释放。对于可能引发的交易费用陷阱、基层治理能力水平问题，他表示，中国已有很好的触达机制，疫情期间的健康码都能推广，现在或可集成数字人民币功能，让健康码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