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还原中南海决策过程 前国务院副秘书长：靠理论不能彼此说服
近日，陆媒分享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江小涓的自传文章，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等多个公职的她向外界讲述了在党中央国务院服务的亲历见闻，乃至中南海决策的真实过程等，为世人揭开了有关工作的神秘面纱。
生于1957年的江小涓于原陕西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历，曾长期在中国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2004年8月至2011年6月，她出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2011年6月至2018年6月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020年3月，《江小涓学术自传》出版，在书中，她以第一人称叙述，除了大学生活、在中国社科院的时光等，也谈到了在国务院工作体会和感悟。
据江小涓忆述，2004年，当她离开中国社科院赴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时，曾踌躇满志地向院里一位老领导请教，希望得到一些指点，讵料对方见她这样，非但不鼓励，还严肃地对其称：“不能把新岗位视为展现你理论水平的舞台，你去是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的，收起你的想法，认真虚心地看、听、学和悟。”就这样，她上了“入职第一课”，并相当程度上端正了对新岗位的基本心态。
在国务院工作14年的江小涓谈到有四大体会，首先是高层的意愿和意志非常重要。就她看来，各方面完全达成一致的重要决策并不多，许多问题靠讲理论讲理念也不能彼此说服，因此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要由高层定夺；一些重要决策若没有高层拍板决策，就难以突破理念和利益的障碍以及承担相应的改革成本。
她以近年力度很大的环境保护措施作例子，虽然恶劣环境事件不断发生，舆情反映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很大，加快治理的诉求迫切，但当真的要行动时，诸如影响经济增长、增加投入、承担过多全球责任等各种担心和疑问便接踵而至，且各有道理和立场。一方认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社会公平，当中影响社会公平的逻辑，是富人讲究生活质量，穷人却更需要增加收入，故环境保护偏向富人的诉求。另一方则认为，环境保护既有公平也有效益，富人有办法保护自己，例如只饮瓶装水、只吃进口食品甚至移居等，而穷人只能承受污染的种种恶果。
最终，并不是争议中的各方统一认识，而是最高层下决心必须解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做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判断，此后严格的环保措施才能出台和有效实施。又例如近几年政府推动部门和地方“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多数审批权的持权者都认为放手会带来新的问题，然而高层领导认为政府管得太多、管得不当，消减了市场主体的发展能力和动力，属当前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故坚决推动，才使问题有了很大改观。
然后，江小涓提到，试点是中国推动改革的重要办法，也是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特色，在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她认为如此重视试点有几方面原因，一是还看不准新制度或政策的实施效果，需要进行小范围实测，观察实效和完善改革方案，“大部分试点都属于此类”；二是表明此事仅在小范围试行，有进退余地，容易与持不同意见者达成妥协；三是允许地方因地制宜推进改革，有些政策不一定适合所有地方，或者不能同时起步，就以试点的方式分批分期推进；四是有极少数试点是具体部门的“缓兵之计”，当改革呼声很高，来自上下的压力很大时，先说开始“试点”缓解压力，再视情况决定后续政策。最后在部门层面，有极少数试点是“设租”的一种方式，“这种试点往往内置优惠政策，或者具有政绩显示度，部门有试点决定权，就会有地方前来‘寻租’”。
江小涓还提到学术界的意见有较强助推力，当多数学者有定见时，决策层往往会认真倾听和对待。
例如，1999年起草十五届四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革文件时，绝大多数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都认为国有经济改革必须有实质性进展，不应该在一般性行业中与其他类型企业相竞争，对改革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段时间某种形态的学术诚信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大问题，在国际上也造成不好的影响，但相关部门一时没有定论，甚至有“放过”的迹象，彼时清华大学薛澜教授经深入分析，认为需要认真处理，并提出了工作建议，切实推动了相关工作；当各方面呼声很高，要求制定某种脱离实际、不可持续的福利政策时，经济学家有时也会提出质疑并容易被决策者重视和接受。
江特意提到，国内学者似乎较少做论证改革方案或政策效果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很需要。她忆述，香港经济学家刘遵义2004年前后在《比较》杂志发表一篇关于社会保障改革不同方案的资金筹措和可持续性问题的论文，有比较详细的数据测算，而当时她正好在起草有社会保障方面内容的文件，遂把论文拿给一位领导看，对方感叹地说，要是这类研究多点就好了，他们都知道应该建立保障体系，但账算不清楚就开始推动，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学者们提出一些相对“彻底”和“根本性”的重大建议时，问题看得透彻，思路和道理都正确，惟决策者们还希望能看到对实施中可能碰到问题的分析和对实施成本的评估，把握好措施的轻重缓急。例如，有学者批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努力救助企业，使市场不能发挥淘汰过剩产能和落后企业的作用，导致问题积累。然而当时多国政府都有相似行为，国家之间有合作但更多的是博弈。既有“以邻为壑”，也有“为己筑坝”，为防止本国产业受影响而投人巨额资金，导致了全球性的货币宽松。谁都知道这样做有问题，但都希望让本国企业续命而他国的企业首先倒下。当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一个庞大的债务链时，政府必然担心多米诺骨牌似的问题出现，难免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一起挥动，“学者们当时和后来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比较完整、有测算、可操作、能避免最坏情形的方案并不多”。
最后，江小涓提到确定政府干预是否合理并不容易，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快了就容易不稳，因此调控的必要性强于稳定发展的国家，即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巨型企业，在成长初期也得到地方政府的诸多支持。
她特意提到外资企业的立场和观点就很有意思，“最近几年我们强调内外资平等待遇，一些外商就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我暗自想他们以前‘找市长’就能搞定的诉求，今日也要按程序办理了。虽然投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这种内外资平等的原则没有错。过去几十年，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后来人们指责的‘坏’的政策往往是那些实施过久的‘好’的政策。所以原则上讲政府干预要合理是对的。但是在每一件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有时候界线并不清楚”。
她又有提到一件事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2009年，中组部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培训团，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分别接受两个月的培训，并由她任团长。在哈佛期间，危机处理和应急管理是一门主课，首堂课上，一位市委书记上台称，“危机类型那么多，你们这一套太复杂了，而且挂一漏万，我们很简单，只要书记到场，叫谁谁来，让谁上谁上，需要什么调什么，有预案也只是底线，现场要随机处理的问题太多”，然后还讲了一个自己城市的例子。开了头后，书记市长们纷纷登台讲述，后来的堂就非常热闹，连老师也兴致勃勃叫助教一起听，认为中国另有一套体制和机制，有的时候很管用。
而之后，一名书记得意告诉江小涓，上课还是很有用的，他回国后就在一次会议上“很有理论高度”地讲了一次应急管理问题，结果获大家赞扬有“哈佛”水平，“我就想起科斯说过，他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公务员，上司从不接受他的意见，他仍然锲而不舍地提，因为他相信当人们请求上司给指示时，上司一定需要说点什么不同的东西，就会想起他说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