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00后”较“90后”少4700万人　专家：2027年前人口或负增长

内地自2011年起逐步实施放宽生育的“二胎政策”以来，出生人口虽有回升，却未达预期。
陆媒近日梳理历年来出生人口数据发现，“80后”（1980年代出生）、“90后”、“00后”和“10后”人数分别为2.22亿、2.11亿、1.63亿和1.63亿。
换言之，内地从“90后”这一代开始，新生儿已连续3个年代呈下降趋势，“90后”比“80后”少1172万，“00后”又比“90后”少4700多万，“10后”比“00后”也少了24万。

人口学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表示，按照现有生育水平，新生儿下降趋势难以扭转，而且会下降得更明显，2020年代出生的“20后”还会比“10后”减少3到4成。“现在来看，如果生育政策不调整的话，人口负增长的拐点可能会早于2027年到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则推算，预计到2027年前，中国人口就会呈现负增长。

新生儿锐减在入学人数上也可以直观体现，教育部数据显示，内地普通小学数量从1990年的76.6万间，下降到2019年的16.01万间，减少近8成。小学在校生人数也在同一时期缩减1680万。

中国的生育率（育龄期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现今的1.5左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还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而要达到世代更替生育水平，生育率需要达到2.1。与此同时，适龄生育女性规模也正在缩减。2016至2019年，15至49岁育龄妇女数量同比分别减少491万、398万、715万、502万。

民众不再视生育为必需

对于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任远研究发现，在1980年代表现为受政策因素影响为主，在1990年代表现为一半受政策因素影响、一半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内地的恒大研究院近日亦发布报告指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等因素，抑制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内地新婚夫妇价值观丕变，崇尚晚婚晚育甚至不生育者愈来愈多，不少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应对。6月3日，人口大省河南修改计划生育条例，提倡一对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6月9日，宁夏也在修改的计生条例中删除了公职人员“超生即开除”的规定；6月28日，《苏州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规定男职工也可申请育婴假。此外，今年以来，北京调整了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广东要求全面落实产假，贵州则提出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等予以辞退等。

挽救生育率效果不尽人意

不过，挽救生育率的措施却并未能有效改善人口危机。内地官方继2013年11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按：父母当中至少有一人是独生子女才可生育二胎），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却不及预期。据教育部统计，2017年进入幼儿园的首批单独二孩儿童较2016年增加了15.87万人，但2018年入园儿童人数却同比减少74万人，2019年入园儿童人数再减175万人。

全面二孩政策也不例外。施行首年，出生人口反弹到1786万，但从2017年开始3连降，2019年出生人口已降至1465万，是内地出生人口自1962以来首次跌破1500万大关。黄文政说，虽然“10后”看起来仅仅比“00后”少了24万，是因为有处于第三波婴儿潮期间出生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女性作支撑。

专家：生育补贴成本巨效果低　不建议实施

目前各国通行的鼓励生育政策可划分为3类，即财政支持（即对有孩子的家庭发放现金、食品券，或减免税收）、日托和教育支持（即教育补贴）、怀孕和生产期福利（如有薪产假）。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王辉等人指出，补贴的效果在经济意义上不显著，平均消耗1成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补贴，才能使每个家庭多生育1个孩子，成本很高。

陆杰华表示，要改善生育率，需要从根本上统筹生育政策。黄文政则建议，政府首先解决0至3岁婴幼儿照护、3至6岁托管教育成本高昂的问题，如此才能有效地鼓励并提高生育率。同时，性别不平等问题也要引起重视。陆杰华强调，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很多企业都对招聘女职工态度消极，需要从制度层面强化妇女权益保障。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