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基辛格】瘟疫蔓延时　“盟军”尽失的自由主义世界

关于世界秩序正在变动的说法，随着中国崛起甚嚣尘上。但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持续以“静态”的思想与眼界看待“动态”的世界，甚至避而不见。然而，随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似乎更加冲击“静态世界观”。
4月3日，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新冠病毒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基辛格的结论，多少带着美国精英对现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期许”。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世界秩序的变化有哪些现象依循？其中，被点名“秩序破坏者”的中国是如何看待自己？与之相关的行动者又采取何种方式来应对世界秩序的变动？以上的问题，多维新闻将以“围观基辛格”为主题，透过系列稿件加以探讨。本文为第一篇。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改变世界秩序？目前似乎已经越来越难找到质疑的声浪，但讨论“前新冠”、“后新冠”的同时，常常被忽略的前题在于，究竟是肺炎一夕之间改变了世界秩序，还是世界秩序本就在改变，不过是受到疫情这个催化剂加速罢了？

基辛格眼里的“后新冠”

3月欧美疫情大爆发以降，众多欧美知识分子惊觉世界竟然“停顿”下来，也纷纷发出了省思，讨论“后新冠”世界秩序将与从前不同，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无疑是特别受瞩目的一位，他4月3日于《华尔街日报》发表〈新冠肺炎将永久改变世界秩序〉（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一文，看法仍可能比较偏向世界秩序因疫情而改变，而非本就在改变。

虽然这篇文章的许多文句实在耐人推敲，但以美国立场为出发点的基辛格，对“自由世界秩序”维护或重建工程的呼唤，主要诉诸的客群显然乃是与美国有千丝万缕血统和价值渊源的欧洲。基辛格提到，此后世界将不会如同新冠肺炎前那般了，美国防疫的同时也应预做准备、以求未来能够发挥影响，如打破（无形的）围墙、全球合作等，假如未能达阵，后果会如何？他写道，“如果全球从权力与合法性的平衡中退缩，将导致社会契约在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瓦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会随之瓦解。

世界变动剧情长片中的几帧欧洲画面

单就基辛格着力呼吁的欧洲来说，欧洲难道从来都是一成不变的吗？虽然花了四年才实践了公投结果，但2020年1月31日英国脱欧终于成真；此前三天，英国政府也宣布将让中国企业华为参与该国5G建设，虽然强调“有限度参与”，但也为欧洲投下震撼弹，继英国之后，德国也传出要让华为参加，美国苦心孤诣的劝阻，似乎难有成效。华为在5G方面的技术与成本领先全球，这对于传统上使用美国技术的欧洲和世界不少地区来说，确实构成很大的纠结。

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欧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大。G7之间的利益纠葛让2019年在法国西南岸小城比亚利兹举办的年会，闭幕时竟破天荒未发表联合宣言，举凡伊朗核协议、伊斯兰国战俘、甚至是中美贸易战等议题，都没能得到一致的共识，反而特朗普（Donald Trump）还在结尾时大声称赞G7“团结”，讽刺的是，G7峰会结束不久，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即在受访时极具张力地坦言，北约组织（NATO）已濒临“脑死”，不能再依赖美国了。

到了2020年2月中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欧洲甚至将主轴放在讨论“西方性缺位”（Westlessness），年度报告认为就连“西方”（当然是以冷战期间的北约盟国为主体、奠基于自由主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们）自己都已失去对西方性的共识，以至于西方自己都显得“更缺乏西方”。随后疫情大爆发，特朗普在3月12日无预警中断欧洲交通，更让欧洲一片错愕，而他宣布将终止美国对世卫组织（WHO）捐款的前夕，英国才甫承诺捐款2亿英镑（约合2.5亿美元）给世卫组织等机构，欧美殊途显著。

“突出部”记忆背后的自由主义霸权怀旧

基辛格在疫情中的疾呼，矛盾之处也正在于并没有真的如他所说的那般“纠缠于对过去的争论只会让我们更难去做该做的事”。他念兹在兹的1944年突出部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也折射出对于此次盟军复刻版“逆转胜”的期待，背后显然偏向加固社会契约、启蒙时代价值观以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世界观，这无疑还是带有某种传教士的情怀，意图要将西方发展的政治思想散布到全世界。

然则，当时主动进攻的纳粹德军早已战败，世界也已今非昔比，实践意图所需要的能力难寻，特别是国际体系由单极走向多极化发展的潮流难以抵挡。

诚如被中共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基辛格自己过去曾警告的，如果中美双方不能达成和平共进概念，冲突风险可能变得难以控管，但是若要找到减缓冲突的方法，按照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话来说，美国必须要放弃持续实现自由主义霸权的这个大幻想（Great delusion），同时应该改为更着力于以现实主义、均势思维（Balance of power）为基础的国际政策。

一方面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国际推展往往没办法盖过民族主义的反弹以及现实主义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由主义过度介入他国政治发展的脉络往往会深陷泥淖，更不要说自由主义霸权往往还带有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高高在上的体制优越感，就算已经民主化的有色人种国家，仍未能真的与西方平起平坐。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它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让我们把视角移回到改变世界秩序的动力，与其说是因为新冠肺炎，毋宁更是滥觞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濒临瓦解，这才是“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背后的温床。当然，在“后新冠”时代，各国合作仍然会是重要的议题，基辛格文中也不无透露希望美国再度带领自由民主阵营之意，然则需要厘清的是，多边合作并不能跟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划上等号，若将两者以因果关系挂勾起来，更可能对“后新冠”的国际合作模式产生思考上的盲点。

多年前，面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基辛格曾说出一句让欧洲颇不舒服的话，“欧洲？它的电话号码是什么？”，如今那个让基辛格睥睨的欧洲正在用它自己的方法，来为变动中的世界秩序探索自身的定位。认识未来的世界时，若仍将欧洲与美国绑成一块硬梆梆的“西方”、甚至据以认为欧美在各个层面都还有一致的利益与行动，这个想象显然会是幻觉。

这样的欧洲，如何还能成为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的“盟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