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大V兔主席：对疫情“准备最充分”的13国与中国的比较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俗称武汉肺炎）疫情持续，2020年2月21日世界经济论坛网站发布的文章《对于突发卫生事件，这些国家准备得最充分》，提及去年10月一份研究结果，指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13国应对流行病方面“准备最充分”，而中国则在这项研究中位列全球第51。
内地大V任意以网名“兔主席”，在修例风波期间点评香港局势爆红，他近日刊文指出，这些“准备最充分”国家却恰恰是最近COVID-19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国家。面临相似挑战和处境的中国湖北以外地区，相较之下实际防疫成果更好。这13国的能力被显著高估，中国的能力则被显著低估。

以下是文章节选，《香港01》获公众号“兔主席”授权转载：

这是一个耗费巨大精力的研究，由3大机构组成的研究团队与13个国家21名专家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共同准备了一个包括6大领域、34个主要指标、85个次要指标的140个问题，用全面框架评估了195个国家防控传染病及全球流行病的能力。这6大领域包括：预防、检测与报告、快速反应、卫生体系、遵循国际标准、风险环境，应该说十分全面。

报告中，全球所有国家平均分40.2。“高收入国家”平均分51.9。除了少数个别例外，排名基本和综合国力、发达程度、人均收入等对应。中国得分48.2，全球排名51。研究报告认为，全球在国家卫生安全方面有“根本性薄弱”，没有一个国家为应对流行病或大流行病做了充足准备，每个国家都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研究报告提出了33项建议。

报告也列出优等生——综合排名得分最高的13个国家。笔者去看了看这眼熟的13个国家对抗COVID-19的表现，并将数字与中国内地、湖北、中国内地（不含湖北）进行了比较。

中国内地很早就对武汉／湖北进行封城封省，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公共卫生一级响应，实行全面防控。在中央推出强力措施后，湖北以外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疫情爆发。湖北以外的数字与湖北本地数字相距极远，几乎就是两个世界。湖北有大量本地社区及家庭传播，医疗资源出现严重挤兑，所幸获得全国驰援才挺了过来。

中国其他省份没有出现这个情况，通过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地对COVID-19进行了防控。从这个角度来讲，13国的挑战与处境更加接近中国内地其他省份：COVID-19是输入性的，相比原发地而言，更加可防可控，且13国还有额外4~6周的时间去准备和响应，可以充分借鉴中国／湖北的经验。这就是笔者决定将13国数字与中国湖北以外其他省份进行比较的原因。

经过比较，13个“准备最充分”国家的疫情防控数字远远不如湖北以外的中国内地——无论作为一个7亿人的整体，还是拆开不同国家分别看。而且，所有关键指标，包括感染率（每百万人确诊病例数）、治疗情况（病死率）、每百万人死亡病例数（疫情对人口群体的冲击）都有较大差距。

中国“第一波”疫情已经结束，数字稳定，13国大部份还只是刚刚开始，数字还在增长——如果把第一次爆发定义为“第一波”，则中国内地第一波疫情已结束，数字稳定，不会大幅增长，主要要防止外地输入引发的“第二波”。而“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不但仍在“第一波”中，且还在爆发初期，数字还在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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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可以提前确定，13国中的大多数国家，感染占人口比率、死亡占人口比率等指标都会显著超过不含湖北的中国内地。至于病死率数字则还要再看。

中国数字是可依赖的，但13国疫情数字存在低估的——中国按最高标准对COVID-19进行防控。如果说早期（1月下旬到2月上旬）数字／口径还不完全准确，各省存在标准不统一，到2月11日武汉调整确诊口径，将临床确诊一次性纳入确诊后，该问题基本解决。而湖北以外一直是以战备状态严阵以待，统计更加可靠。因此笔者相信中国的数字是比较可以依赖的。

相反，目前13国中的一些国家（例如人口最多的美国）因检测标准和检测资源的问题，没有对人口充分检测，对疫情存在严重低估。因此，从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看，13国的实际情况只会比现在数字呈现得更差。

在“大考”面前，13国却拿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尤其是，13国和中国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疫情最早在中国爆发。13国比中国多出了4~6周的时间可以从容准备和应对。早期发现病毒，确定病原体，研发检测试剂，对疫病建立初步的流行病学基础及防控策略等都让中国做了，中国也提出了全面、系统、严厉的防控措施，效果作用全球都能看得到。13国可以充分参考及借鉴中国经验（“抄作业”）。

而13国据说本来就是全球对传染病防控“准备最充分”的国家，统计出来的各方面能力都比中国强很多，按理说，即便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些国家也应当比中国做得更好，但这并不符合我们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纸上谈兵没有用，疫情的“战场”面前立见分晓。

看完与公共卫生最发达的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后，中国民众应该相信，2020年的第一波抗疫，我们的政府总体来说做得是很不错的，应该是在这次事件中的全球优等生。而回到这个跨国研究，专家们搞了半天，如果根本就不能预测各国在具体传染病防疫上的能力和结果，这样的研究还有甚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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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公共卫生专家经过系统、全面的研究，综合打分，选出了传染病防控“准备最充分”的国家，肯定是有充分依据的。笔者并不打算“批判”这些国家的防控实际上有多差（实际上一定还是非常优秀的），或吹嘘中国的公共卫生及防控有多好（实际上有大量要改善的地方），而是希望说明，传染病的防控远比人类想象地要复杂，其所涉及的领域也可能也远远超出公共卫生及医疗专家的专业范畴。一些对传染病防控有重大影响的因素可能并不在公共卫生专家的视野内。

专家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专门去看医院设施、医护人员、卫生体系等因素，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可能只是影响疫病防控效果的一部份。以下是进一步的讨论。

未知、新型传染病的防控显著地难于已知的、常态化的传染病。所以，应对SARS、COVID-19和应对流感（包括一般的季节性流感和H1N1等）是不同的。新型传染病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更大。一个卫生体系能够建立很好的程序和体系，从容地应对熟知的传统传染病，但不代表其能够很好的应对新型传染病。

传染性及隐蔽性都很强、突破我们对传统呼吸道传染病理解的疫病更难防控。就是COVID-19无症状传播的问题。遇到这样的病毒，传统的公共卫生体系可能瞬间被颠覆，根本无法应对，而需要政府强力推行严格的非医疗干预（NPI）措施——例如严格社会隔离（social distancing）。为了防止传染而封城、封区域、关闭学校、暂停公众活动、限制出行等手段都超出了传统公共卫生的范畴，甚至超出了一般政府的政治和行政管理能力。

不能低估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到，一个传染力强、极具隐蔽性、杀伤力大的新型病毒就是病毒对人口发动的一场战争。公共卫生体系只是防疫抗疫的一个组成部份。中国对抗COVID-19的经验表明，非医疗干预（NPI）是极度重要的，而部署全面的非医疗干预的不是疾控专家，不是卫生部长，而是总统、主席、总理。这是一个政治选择，政治手段，政治动员，通过政治能力来确保执行。政府要与民众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毫无疑问中央集权、举国体制、政府与社会深度“结合”的政治-社会体制在抗疫上比松散的、分权化的、政府承担有限责任的国家更加有力。这是传统公共卫生评估体系不可能考虑到的。

不能低估政府-社会关系的作用。这一条笔者在国外新闻上也看见过。“东亚人都在全力配合政府防疫。他们会聆听政府，做政府要他们做的事情（They would do what government told them to do）”这一条东亚人听起来毫无感觉，似乎理所当然，在西方人看来是很重要的。因为西方（特别是美国／西欧）社会理念的基石是个人主义，东亚社会理念的基石是权威主义和家长主义。参考《美国工厂》，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类似与中国企业与雇员的共生关系；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类似于美国资方与劳方的对立、对峙的关系。西方政府的权力有限，需要依赖游说、动员、教育、感化，但不能简单地对民众实施权威主义、家长主义。个人也很难聆听政府。在中国和日韩等亚洲国家，问题会简单得多。

不能低估特定政治价值的作用：这其实是前述政府-社会关系的一个延伸。西方（尤其美国）对政府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社会看重的是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兴奋点是“政府不能对我做甚么”，因此片面强调政治权利及公民权利（而中国社会强调的是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即政府能给我带来甚么，翻译一下就是生存权、发展权）。在这个语境下，在西方社会，个人向政府让渡私隐等权利是不能够接受的。我们看到，中国防疫抗疫中的“非医疗干预”、严苛的社会隔离是非常依赖个人权利和私隐的让渡的。公权力需要从社会卫生安全出发，对每个个体进行严格监控（例如获得其真实的旅行史、接触史），籍此严格贯彻落实隔离政策，才能够保证非医疗干预行之有效。这种做法在西方很难实现。这也超出了传统的公共卫生评估体系。、

西方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硬件很好，但在软因素方面有很多制约和限制。2020年的抗疫成功，一定程度也是中国模式、亚洲模式的成功。为了成功地防疫抗疫，西方人可能不得不必须选择在一段时间内选择与中国人／东亚人一样的方式去生活了。也许，这就是中国、亚洲注定扮演更重要角色的21世纪的某种意外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