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深度访谈】从特朗普痛批美国CDC看中国疾控改革

美国当地时间3月13日，总统特朗普宣布，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而在此之前，特朗普公开痛批美国CDC“反应不足，还慢”。美国CDC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究竟表现如何？以美国CDC为参照系，如何重新思考中国疾控中心（CCDC）当下的问题与未来的改革？围绕这些问题，《香港01》记者专访了安邦咨询（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2003年，陈功作为北京市“非典”联合指挥部的成员参与了北京对抗沙士（Sars）的行动，对于今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进行了密切的追踪观察。

香港01：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呈现蔓延趋势，舆论尤其关注美国疫情的情况。您长期在美国居住，怎么看现在美国的疫情局面？特朗普日前在推特上批评了美国的CDC，称“数十年来，美国疾控中心一直在审视、研究其检测系统，但却什么也没做。在面对大规模流行病时，它一直反应不足，还慢。他们甚至还希望全球大流行永远不发生。”你如何评价美国CDC的防控措施？

陈功：他们明显在犯错误，病毒为美国制造了30%的问题，他们的外行和惊慌失措为美国制造了另外70%的问题，这种情况与中国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人类在对于一些公共危机的时候，特别要抛弃意识形态的观点，客观的去看问题，结果真的就是这样，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同，甚至彼此仇视，但现在面临的情况实际却是一样的。

对美国来说，现在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分清楚病毒的治疗和病毒传染的控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医生熟悉的是治疗，公共政策专家熟悉的是控制，抗病毒药物属于治疗的部分，疫苗和检测属于控制的部分，由于病毒的变异存在，疫苗开发和利用的前景是有限的，那么最有希望的控制措施，显然就是病毒的检测。因为只要能够做到及早发现，就能做到避免传染给更多的人。

所以对美国来说，要尽早开发的不是疫苗和药物，那是没有希望立即获得可信赖成果的领域，而是要尽早获得一种成熟的可以供普通大众使用的，可以在CVS（美国的一个连锁超市）销售的，像体温计一样的检测设备，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设备和简单的测试，立刻就知道自己是否存在病毒感染！就像妇女通过验孕棒，随时可以知道是否怀孕一样。

我跟美国很多生物学家交谈过，我知道美国现在就有很多成熟的科学成果，可以用于这种检测设备的开发，我相信甚至大约只需要2-3周的时间，美国就能拿出来可靠的产品。关键是要知道传染病控制的正确方向，如果仅仅是寄托希望于抗病毒药物，寄托希望于疫苗，那么华尔街的股市可能“熔断”几次了，但真正控制传染病却一点希望也看不到。

美国现在对于控制病毒传染提出意见的人很多，但外行太多，官僚太多，把时间都用于瞎扯，甚至谁负责控制这次的传染病疫情都成了争执的问题。我实际也不知道现在是谁负责？Mr. Pence还是Mr.Azar？我只能从传染病的控制经验来看，验证病毒传染病基本症状的权力，一定要下放、交给病人，利用简单设备，获得概率较高的可靠证据，争取在第一时间发现，进行控制，避免传染给更多的人，这才是关键。

美国原有CDC的系统程序，集中认证，这是一个巨大的、骇人听闻的疾病控制漏洞，虽然有助于管理研发经费，但这样的体系完全不能应对传染率很高的新冠肺炎病毒，病人在得到“有权确诊的人”确诊之前，幸运的没有死去，但也完全有可能已经将病毒复制、传染给了很多人。

香港01：您提到了美国CDC的问题和漏洞，其实对于这一次中国前期的预警和防疫滞后，很多人归咎于中国的CDC体系出了问题，虽然SARS之后有了网络直报系统，但CDC作为卫健委下属的一个技术部门，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而且外行领导内行情况严重，官僚已然压倒了技术。因此，美国的CDC被认为是可以学习的对象，至少在体系设计层面。

陈功：与美国疾控中心（CDC）相比，中国疾控中心的地位的确不高，兵不强、马不壮、权不大。美国CDC拥有1.4万名正式员工和1万名合同制聘用员工，年度预算超过120亿美元。强有力的行政职权和绝对权威地位是美国CDC实施高效防控的必要条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美国CDC可根据事态发展形势迅速作出封闭机场、封闭餐馆、疏导人群等重大决策，重大事项可直接向总统汇报，应急管理效率极高。美国CDC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决策参考和技术指导，还帮助提升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的技术和能力，后者决定了地方机构是否能够发现，并迅速阻断可能发生的健康威胁。

香港01：面对这样的“问题”，接下来该怎样改革？此前，钟南山院士也公开建议，CDC地位一定要提高，而且一定要有行政权，如果不是，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这次的问题。

陈功：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将成为中国疫后改革重建的重要任务之一，已成为全社会焦点的CDC很可能难“逃”改革。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如果中国CDC确定要进行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更现实的做法可能是，以CDC整合国内现有疾病预防队伍和资源，形成全国性的CDC体系，同时理顺中国CDC系统的职能和权力。实际上，给钱、给人、扩权在中国可能都不是大问题，但值得一问的是，如果对中国CDC提级扩权，相关部门是否想好了CDC应该成为怎样的机构？应该如何改革？如果不想明白这些，中国CDC的改革有可能被看成是一场要钱要权但成效未知的机构扩张。

在我们看来，今后中国CDC在定位、职能、服务、人员等多个方面，都需要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中国CDC要从一个专业技术机构、一个顾问型专家集中的地方，变成一个高度重视信息的公共政策服务机构，一个有能力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协调机构。改革之后的中国CDC，除了拥有技术型专业人士——流行病专家、病毒学家、医生和院士之外，还应该包括相当数量的公共政策专家。如果疾病传染变为一场涉及公众的公共卫生事件，那么对事件的应对和管理就超越了技术层面，从而成为更为复杂的公共卫生决策、政策协调和政策执行活动。

香港01：似乎每次面对不明原因的重大疫情，总会发生官僚与专业人员之间的对冲。中国的官僚主义，外行领导内行，被认为是这次防疫严重迟滞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早期阶段，医疗机构、公共卫生部门与政府的沟通渠道还不通畅，公共卫生信息难以转化为及时、有效的决策。

陈功：要强调的是，重视信息应该成为CDC体系的重要“基因”和内在要求。中国国内曾有流行病学专家表示，流行病学是疾病预防控制的基本专业支持，主要包括疾病监测、疫情报告、现场调查以及公共卫生决策。在一定意义上，流行病学可以看作一门“情报工作”。其实，整个CDC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预警、决策和执行都要基于及时、准确的信息，并立足信息基础来制订行动方案。从中国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看，尤其是早期阶段，医疗机构、公共卫生部门与政府的沟通渠道还不通畅，公共卫生信息难以转化为及时、有效的决策。正因为这一点，贻误了早期控制新冠疫情的黄金时间，导致“小病”变成“大疫”。

未来，中国CDC的职责和权力需要重新调整。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应该包括如下方面：（1）加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预警，摒弃陈旧落后的“维稳思维”，中国CDC应该有独立的警告发布权；（2）重大事件可直通最高决策层，并直接面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政策建议，定期向中央提供信息报告；（3）对地方CDC系统实行纵向技术指导、工作协调，在紧急事态下可指挥地方公共卫生机构；（4）在非紧急时期，要加强对各国公共卫生事件及预案的研究，形成系统的应急政策预案；（5）对国家公共卫生医疗物资储备进行技术性的监管，督促各级卫生部门和地方政府完善、强化管理；（6）推动各地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演练，每年一个省若干个城市，轮流演练，严格监管和评估。

香港01：回到美国的问题上。日前，美国疾病管理预防中心CDC近日发布了一条消息，怀疑去年10月至今在全美超过14,000例流感死亡病例中，有一部分可能是死于新冠肺炎。也有一些消息认为，这次新冠肺炎最早可能来自于美国。

陈功：我也注意到了美国CDC负责人的这种言论，分别在新闻报道和国会中出现过，但缺乏详尽而专业的解释，令人困惑。因为如果真的是COVID 19被误诊为其他病毒流感，那么一定还有其他的症状和信息将会表现出来的，如传染给其他人的人数？整个区域是否有持续的发病者？这些被判断为“误诊为流感”的COVID 19病毒患者，究竟是如何痊愈的？当地的医院是处理的？一大堆的问题可以清楚反映，这种流感病人是否真的是COVID 19病毒的患者。

我认为除了交叉感染形成的病例之外，由于现在的各种信息和病例基本没有这样的报道出现，缺乏其他证据支持这样的说法，所以美国CDC的这种猜测大体上应该视为是一种不专业的猜测，最多算是一种因检测方法而导致的可能性推导吧。

香港01：按照人们的惯常理解，美国CDC应该是最专业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专业”猜测？美国的专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陈功：你说的专家，恐怕是指的那些学术地位很高，教授或是博士，写过大量论文和著作，出场费动辄十几万美元，讲话理性而亲切的学者吧？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学者，读过很多的书，有人甚至就是专门搞医学史的学者，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完整的亲身经历过SARS，也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次的新冠肺炎。他们看到的往往是结果，他们的研究基本都是以结果来回归的过程，展示的是一种可能性。

我不得不指出的一点，对于新冠肺炎的爆发导致的公共健康政策危机，美国没有任何一位真正的专家。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唯有一位美国CDC的专家到过中国，专门去了解新冠肺炎，仅有一位，而且明显还是一位旁观者，其他人要么都在瞎猜，要么是在根据以往的经验，做出的推断。世界还明显缺乏经验，越早承认这一点，越有利于控制疫情在美国的爆发。

香港01：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以及各国采取的防疫举措来看，在对抗COVID 19病毒问题上，世界各国最应该注意什么？

陈功：我认为各国最应该注意的是老年人的健康保护，因为COVID 19病毒对于老年人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这一点也是与病毒性流感一样。目前我的观察表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对老年人是欠缺保护的，意大利更是这样，老年人的死亡率极高，死亡者的平均年龄达到81岁，这太令人震惊了。各国普遍缺乏对老年人的有效保护措施，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人道主义灾难的程度，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