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观察站：中国审查机制正在遭遇挑战

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机制再度受到挑战，一场大型的互联网“行为艺术”正在中国网络上上演。

艾芬——中国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最早的向外界披露疫情的医疗人员之一。3月10日早上，中国人民出版社旗下《人物》杂志在网上发布3月刊文章《发哨子的人》，主人公便是艾芬，全文以对她的采访回顾了她从疫情之初到现在两个月的经历与感受。

该刊微信公众号上的报道原文亦在中午前被删除；转发文章的中国大陆媒体同样将文章删除。

“删帖”情况并非第一次，只是这一次，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遭遇了始料不及的反作用，中国网民像接龙一样，用各种版本让文章一次次起死回生，与背后强大的审查较力。

从3月10日至11日，这篇文章以不同形式在中国网络上“复活”。一些自媒体曾试图转帖原文继续传播，但帖子很快都被删除。之后网友开始用不同版本尝试接力，先后出现了倒排、侧排、繁体字、英文等多种形式，不断被封之后，网友开始发挥更大创意，通过甲骨文、颜文字、摩斯密码、火星文、盲文等不同方式，不断挑战审查底线。

这篇八千多字的长文，尖锐地指出武汉肺炎的“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文章指出，2019年12月30日，身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的艾芬曾拿到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在武汉的医生圈中传开，有份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后来被公安训诫的8位医生，包括李文亮。

文章又说，武汉肺炎疫情首次外泄，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后续有更详细的报道称，这种严厉斥责更具体的内容是——当时艾医生被其医院书记蔡莉是这么训的“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市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

负责采访和撰写这篇报道的《人物》杂志记者龚菁琦指出，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艾芬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人物》杂志又指，武汉市的前线医护，可谓是哀鸿遍野。截至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人工心肺机（ECMO）维持。死亡的阴影笼罩著这家武汉市最大的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

在中国，互联网审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受到了更激烈的质疑和冲击。

从1月份开始，中国政府一直试图控制互联网对于此次疫情的叙事，并试图管理公众情绪。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 “舆论指导”和“新闻与宣传领导”的重要性限制有关该疾病的推测性信息的传播可能是减少公众恐惧的尝试。另一方面，审查批评中共中央领导和政府行为者的关键词可能是为了避免尴尬并维护政府的正面形象。

据蒙克国际研究中心（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2月对于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结果显示，微信广泛审查了与冠状病毒有关的内容（包括关键和中立的信息），并于2020年2月扩大了审查范围。受审查的内容包括对政府的批评，有关该流行病的谣言和投机信息，提及李文亮博士以及对言论的中立提及中国政府为应对疫情做出了努力，官方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15日期间，该机构发现了516个与“COVID-19”直接相关的关键字组合。到2020年2月，微信上的关键字检查范围扩大了。在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之间，在微信中检查了132个关键字组合。在2月1日至15日之间的为期两周的测试窗口中，确定了384个新关键字。实际数字可能更多。

与“COVID-19”相关的经过审查的关键字组合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讨论中央领导人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对政府处理流行病政策的批评和中立态度，对香港，台湾和澳门疫情的应对措施，有关该疾病的推测性和事实性信息，对李文亮医生的提及以及集体行动。

在3月10日，审查与对抗达到了一个高峰，就出现了前文所出现的情况，中国政府不断在包括微信、微博在内的诸多平台上，删掉《发哨子的人》的文章。而中国网民用嘲笑的方式，对这种审查进行“抵抗”。

中国的审查制度正在遭遇挑战。其实在2019年，关于审查制度和防火墙的问题，在中国曾经引发过一次讨论。

中美贸易战和香港修例风波之后，已经在中国互联网上形成群体的“小粉红”和“左派”居然形成了一种逻辑自洽：互联网防火墙和舆论审查制度，是为了更好的保证互联网不要被政治谣言倒逼，不要变成西方一样“假新闻”横行的情况，“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但是当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开始，我们应该去反思，目前中国政府这种过度的舆论审查是否真的有必要？一个社会究竟是否具有自我净化谣言的能力？

例如《发哨子的人》一文，究竟是哪里触及了红线？这是很多从事新闻领域多年的专业人士都难以回答的问题。中国政府对《发哨子的人》的审查与网友的抗争，更近乎一种“赌气”式的互掐，没有理由，只想证明国家公权力和互联网舆论究竟谁能赢。

持续多年的中国网络审查制度，不会因为这一次事件就濒临崩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防火墙遭遇的冲击正在不断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