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常态化”声浪增 如何计算成本效益?

撰文: 赵观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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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月24日24时,就全国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内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658宗,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7323宗,累计死亡病例2663宗,其中湖北省新增确诊病例499例,湖北外新增病例9例。
自武汉1月23日封城计起,按官方数据所见,全国疫情已逐渐缓和,内地舆论亦不时出现“疫情常态化”的论调。

胡锡进:现实没钱比低感染率可怕

为何要提倡“疫情常态化”呢?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就在2月16日于自家微博直言:“你自己继续躲在家里没问题,随你。但对很多人来说,现实的没钱了,比已经降到百万分之零点一二的感染机率更加可怕。人不仅要活著,还要有尊严地活著。”

中国进入“防疫模式”,市面尚未回复往昔繁华。(资料图片)

用个最极端最夸张的比喻,数以亿计的国民都是民工或个体户,可支配月入数千人民币手停口停,温饱水电养妻活儿迫在眉睫,当中很多人情愿冒“病死”的风险,都要先避免一家大小“饿死”。内地在2月初就广传一篇网络文章,题为〈你没穷过所以不懂,为什么他们急著出门〉,讲解低收入一族的焦虑和困境。

实则“常态化”一说的立足点是疫情经已缓和,每日新增确诊数字持续下降,病毒的传播途径亦较为清晰,因此毋须14亿人都因噎废食,一刀切封城牺牲日常活动,埋下大规模失业和中小企破产的风险。早在两个星期前,内地便推行“封闭式管理”,各地按自身情况因地制宜,平衡防疫和经济所需。

由“国家主导”过渡为“社会主导”

从防治角度看,“党领导一切”下不会亦不倾向说明,但实际上就是转移防疫责任,由“国家主导”过渡为“社会主导”。1月底全国封城之初,由于各地政府瞒报漏报严重,中央机关亦一度掉以轻心,故此事态一发不可收拾,远超个人或个别组织所能应付,国家不得不全力介入,执行“坚壁清野”和“源头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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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一个月,虽然中央领导人强调“拐点”尚未到来,但至少全国新增病例已压到每日几百宗,主要集中在湖北,那么是时候重新计算防疫的“成本效益”:党政机关可以只为了减少一个国民的患病机会,叫停全国经济活动,也可以为了防止长远经济发展受损,接受一旦重启生产秩序,国民要承受染病的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力强,死亡率比流感高得多,再加上症状之严重,更足以瘫痪医疗系统,但疫情未凶猛得迫使人人都要非此即彼,在“病死”和“饿死”之间作抉择。经过1个月的封城、动员和警戒,防疫意识已深入民心:个人勤洗手戴口罩,避免群聚约会;企业做好检疫工作,密切留意员工健康状况。

偶见“异常病例”促官方小心

官方的如意算盘很简单,“国家主导”的强制封锁和全国停摆正式功成身退,结束高成本防疫的阶段。由于公共卫生已构成社会运作主轴,政府可进一步“常态化”,只在公共场所和交通要冲作检疫,确保防疫物资充足,集中医疗力量于重症治疗,以及追踪堵截社区传染,其余就由社会力量自觉负起防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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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党政机关都未敢于“引导”社会力量,暂时限于“辩证地”缓缓摸索,具体表现于一边鼓励和宣传企业复工,公布外资和“规模以上企业”重启生产的消息,一边却反复指出疫情未定,劝吁国民不要松懈而功亏一篑,国民亦大体自觉,一线城市便未重睹昔日道路拥挤,消费场所熙来攘往。

官方小心翼翼事出有因,新病毒案例或包括“无症状带原者”,而部份患者的潜伏期超过14天,也有出院病患疑似复发或二度感染。按各方专家所言,大多认为上述情况实属罕见,或是检测不周所致,毋须过于忧虑。实则所谓“疫情常态化”,既取决于公民素养,也要赌一赌“异常病例”爆发的机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