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引发人事地震　湖北政坛洗牌　走“马”换“蒋”

上周四（2月1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玉良带着一项重要使命南下。当天，湖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大会，吴玉良在会上一口气宣布两大人事任免：原上海市长应勇接任湖北省委书记，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免职；原山东省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接任湖北省委常委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和武汉市“一把手”同一天全部撤换。

中央对湖北与武汉领导层大换班，反映不满当地官员防疫抗疫的表现。

如今的武汉城乃至整个湖北省，依然沉浸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型肺炎，COVID-19）疫情的紧张和肃杀气氛中。上周三（2月12日），湖北省因为核酸检测能力不足，改将临床检测资料纳入确诊统计，当天确诊人数逼近1.5万人。在此情形下召开一次这样的全省领导干部大会，可以窥见兹事体大。

湖北官场“大地震”

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刚刚召开应对肺炎疫情的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尽管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未像上次政治局常委会（2月３日）那样就地方党政官员失职渎职行为发出警告，但是这次会议再度出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这个通常关乎重大人事调整的描述，说明中央已经彻底放弃湖北党政负责人，湖北“变天”已属必然。 吴玉良在宣布以上两项新的人事任免时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湖北省领导班子实际情况，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

自新型肺炎爆发以来，湖北省、武汉市两级主官包括蒋超良及省长王晓东，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市长周先旺等均被认为涉嫌瞒报、造假、组织不力，临阵推诿，负有防控疫情不力，导致疫情大面积扩散的责任，成为众矢之的。

在肺炎疫情爆发半个多月后，且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发出新型肺炎有“有限人传人”可能性的情况下，蒋超良等湖北一众高官照旧进行春节团拜会这种群聚性活动。不仅如此，在疫情发生一个多月后，即今年1月22日，湖北省政府才成立疫情防控指挥部，而在武汉红十字会调度救援物资时出现种种不足和失误后，当局没有做出紧急干预与处理，导致湖北省内医疗救助难度增加，作为疫情防控指挥长的蒋超良似乎应担主责。

中共高层之前并非没有给蒋超良以及湖北官场亡羊补牢的机会。有分析指， 2月3日，在针对新型肺炎疫情召开的第二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并未决定要对湖北党政主管大换血，而是随后公布了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贺胜“空降”湖北，曾任武汉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南下担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的消息。当时，蒋超良还连夜召开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两度提到要“深刻反思”。但事实上，湖北和武汉的应对继续错漏百出，尤其是2月9日负责“应收尽收”任务的武汉市官员协调不力，致使大量年迈的肺炎患者在晚上忍饥挨饿、滞留户外数小时，令当时身在武汉的中央指导组极为不满。这证明湖北和武汉党政主要负责人依旧没有汲取深刻教训，整顿涣散作风，不仅没有对早期应对不力亡羊补牢，反而一再暴露统筹混乱、能力不足、欺上瞒下等问题，“临阵换将”已经难以避免。

中央颁下调令当天，湖北省官方媒体湖北卫视新闻联播的电视画面显示，蒋超良和马国强均未出席是次干部大会，出席会议的无论是吴玉良，还是应勇、王晓东，均未对二人表现给予任何评价，仅应勇以“前一阶段，湖北特别是武汉的广大党员干部，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一句话，算是一笔带过。

1957年出生的蒋超良曾以全国仅有一位金融出身的地方大员身份，被视为政治明星。早年他在农业银行、人民银行都任职多年，颇得其在农行的上司、后来的央行行长戴相龙重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身在广东的蒋超良也有过自己的思考和贡献。2004年蒋超良在主持交通银行期间又让交行在港交所成功上市。2014年蒋超良正式转入地方仕途，先是担任吉林省长，两年后便主政湖北，正式登上地方“一把手”的位置。近年中共意识到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防范金融风险、充分调动金融工具对地方来说愈发重要，所以“金融副省长”俨然成为各地标配，唯有湖北因为蒋超良的存在而被认为“得天独厚”。平心而论，得益于北京对长江经济带的布局及湖北自身的定位及先天禀赋，湖北确实表现不俗，在中部省份中有拔筹之势，去年武汉军运会让其名声大噪。但当疫情袭来，这一切光环都掩盖不了包括蒋超良、马国强在内湖北一众官员的手足无措和颟顸无能。

连同国家卫健委里排名第一的副主任王贺胜“空降”湖北，担任省委常委兼任湖北卫健委书记和主任两个职务，截至目前，湖北省委已经更换了三个常委。这些变动极大可能还不是终点，接下来湖北官场将有更大规模的换血，甚至重新洗牌。

关键时刻　“浙江系”再上火线

“受任于危难之际”的应勇通过这一途径跻身地方“一把手”，应该是人们意料之外的。在上周四的“履职见面会”上，应勇称自己完全拥护、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中央安排我到湖北任省委书记，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的高度信任，省委书记这个职务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千钧重担，对我也是个重大的考验”。

应勇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他出生于1957年，与蒋超良同岁。他在1976年底参加工作，当时只是浙江省黄岩县澄江工商行政管理所的一名办事员，此后进入了公安系统，担任过黄岩县城关镇的派出所所长等职务，也曾在1983年当过半年镇长（那是他早期唯一的一次政府“一把手”任职经历）。那之后，应勇先后在省内台州、绍兴担任公安局领导，1997年跻身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外界常认为应勇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相识，事实上，2002年秋习近平调任浙江代省长的时候，应勇不久也跻身省监察厅厅长，尔后又调任浙江高院院长，跻身副部级。到2007年习近平北上上海主政，应勇也在同年底紧跟着换岗到上海高院任院长。所以，应勇在人们看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政法”。

2013年初，中共十八大落幕后不久，上海政坛曾出现波动，韩正接棒俞正声继任上海市委书记，原上海常务副市长杨雄获“扶正”为市长，成为当时全国少见的几名“双非”（既非中央委员，亦非中央候补委员）地方政府首长之一。据称，彼时杨雄已有退休的传言，而正是那时，上海政坛出现了应勇意外转轨脱离“政法系”，调任上海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的消息。2017年1月，杨雄退位，提前一年多退居二线，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应勇顺势接棒，踩着年龄红线跻身正部。同年秋天中共十九大，应勇进入中央委员会。如果不是这次疫情紧急，应勇的仕途路径将是另一番景象。

如何判断北京的用人逻辑？与同是政法出身的陈一新、王忠林（仕途始于基层公安系统）一样，应勇上“火线”也是因为他长期在政法系统，具有政治敏感和执行能力。就如同应勇在上周四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评价王忠林那样，“政治素质好，组织领导能力强，基层历练经验丰富，熟悉经济工作和城市管理，处事果断，勇于担当，勤勉务实，为人正派”。

另外也有声音认为，应勇与陈一新同为浙江出身官员，就此更可见习近平用人底牌，即在关键时刻大量启用“自己人”。的确，危机关头，中共需要勇于任事的人，而不是推诿扯皮的人。应勇可能不是最专业的官僚，但北京火线调兵遣将显然不是让他“跳火坑”，让其承担无法胜任的任务，步蒋超良的后尘。

相反，这意味着中共领导层相信他具备当下湖北局面急需的官员素质。当然，这背后必然有“浙江系”出身的加持和习近平对其政治素质的认可。从这一角度说，习近平如此安排，也的确折射出他提拔“自己人”的用意。权力即是责任和重担，对应勇来说，这不仅是一顶令人羡慕的乌纱帽，也是更大的政治压力与政治考验。而对习近平来说，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的领导者，其身边聚集的官员就应该在愈是风高浪急的时刻愈勇于冲到一线。这是习近平对“自己人”的要求和优待的“一体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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