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北京重手整顿湖北官场　约谈武汉官员暴露冰山一角

2月10日晚，北京派往湖北的中央指导组成员先后对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武汉市副市长陈邂馨、武汉市洪山区区长林文书3名官员进行约谈。这是继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被免后，湖北官场再度传出被问责事件。
尽管这只是一场约谈，但据报道，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办公厅督察室主任高雨当场质问武汉地方官员措辞相当严厉，透露出事态的严重性和对武汉官员的不满。

据了解该事件背景的《环球时报》报道，2月9日晚，武汉市武昌区组织一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从该区某医院送往武汉市危重症病人救治定点医院的过程中，原本接到指令前往武昌某社区接收一批病人的公交车司机却在负责组织转运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带领下去往多个地点接收病人。而在车上，该司机与车上30余位老年患者没有任何隔离措施；在司机行进过程中遭遇道路阻塞等问题时未见跟在公交车后方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前来协助；在司机与情绪焦躁的老年患者爆发冲突的整个过程中，也未见人前来协调和安抚病人情绪。及至司机擅自将疲惫不堪的患者送至定点医院后又出现无人对接安排的场面，只留下不知所措的一车人。

针对此事，中央指导组质问，武汉官员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为什么不跟车？该区为什么把“应收尽收”的好事办成坏事？从媒体的事后内容补充来看，2月9日当晚那场甚至算不上风波的小事件的确暴露了武汉地方官员的无能和管理混乱。于此可见一斑，武汉肺炎蔓延至今，舆论场对武汉乃至湖北地方官员的骂声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个彼此心照不宣却攸关全局所有人命运的问题终于在中央指导组的愤怒下被揭露出来了。事实上，2月11日中国最高检微信公众号那篇发布不久即被删除的文章《谁是我们的敌人》已经言有所指地炮轰了湖北和武汉的那些官员，并将其提升至“敌我矛盾”。文章对湖北官场的人事任免等问题这样表述：在当下抗击疫情的斗争中，新冠肺炎病毒无疑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是我们的最大敌人。但在这场全民战“疫”斗争中，有一些敌人是我们还没有警惕或警惕不够的。比如，对疫情苗头侥幸观望；对公众质疑漠然视之；对属地情况“一问三不知”；对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对捐赠物品管理混乱……林林总总，这些不去作为、不敢担当，反应麻木、作风漂浮，急事迟疑、难事失措，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弄虚作假、失职失察等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表现，统统不是我们的敌人吗？！该文总结认为，这样的敌人并不比病毒这个敌人的害处小！

而更早之前，中央政法委下属“长安剑”则在谈及疫情瞒报问题时则以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千古罪人称之，“谁为了一己之利，刻意迟报瞒报，谁就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显然并未无的放矢。

再回到9日晚的转移患者事件，那晚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正是最高检明确所指具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的“某些官员”。

自2月1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首赴防疫一线发出“应收尽收”的指令后，压力之下的湖北官场迅速响应最高层的指示。但是处在整个疫情中心的武汉尤其当整个湖北官场都在外界的监视之下，当地官员想必都有了政治警觉，但政治嗅觉不代表实际动作，上层压中层，中层压基层，层层加码却无人在一线负责，某些湖北官员仍然停留在过去。在某些人看来，最需要关心的是是否积极回应了上级，执行则是别人的事情，完成如何、怎么完成则全然不顾。

此前湖北省要求当地医疗检测机构立军令状，在两天内消化检测存量，对完不成任务的追责问责。再有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称，截至9日，武汉户数排查的百分比达到98.6%，人数排查的百分比达到99%的这一数据在网络引发极大的质疑与嘲讽。

犹记得1月底舆论对湖北官场的批驳令官员们感到委屈，认为有许许多多难以为公众知的因素造成了疫情的蔓延，但时至今日，从当初的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到驾驶鄂A牌照的男子傲慢从武汉红十字会提取“给领导配送”的口罩医疗物资再到9日晚的患者移送事件，在每个舆论风波中，惹怒公众的无不是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而这也是疫情初期处理失当的重要原因，这是湖北官场所不能抵赖的。

这也难怪新上任的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南下后要花大力气首先治吏，约法三章要求各级官员下沉到社区一线，24小时值班，限时完成任务……

迄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已然召开三次政治局常委会，透露对此次疫情应对的绝对重视，可以说这是中共当前最重要的大考。其中，2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召开的第二次研究疫情防控会议上，习近平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湖北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双双被免到武汉3名官员被约谈，这背后正式中共释放的明确信号，在位者必须意识到。当然，这个信号恐不只是针对湖北，在评最高检那篇文章的留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敌人”恐怕不只在湖北。